本报记者 黄若佩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今年6月以来在全国院线热映。影片中，流浪儿阿金为了“一口饭”跟着红军踏上长征路，行军途中第一次听懂了“干人为什么穷”，也渐渐明白了这支队伍为何而战。阿金的故事是有原型的，在贵州，长征期间约有1.6万名像他一样的普通人，跟着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就要当红军’是当时群众吟唱的歌谣。据不完全统计，约1.6万名贵州各族优秀儿女参加红军，为红军补充了新生力量。”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副处长姚媛媛介绍，1930年至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红六军团，中央红军，以及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贵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在黔贵大地镌刻了厚重的红色记忆。贵州是红军的福地，红军是贵州人民的救星。贵州这片热土，见证了红军与各族群众之间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

1935年初，红军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8.6万余人，但在湘江战役后已锐减至3万余人。40万国民党敌军布下铁桶式合围，红军兵力减员、强敌环伺，扩红补员成了红军突破封锁、延续革命火种的希望。贵州，成了这场生死突围的关键依托。

贵州多山多河的地貌，为红军迂回穿插、机动作战提供了天然屏障。黔军战力相对薄弱，底层百姓饱受压迫、革命意愿强烈。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在此召开，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贵州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开始形成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地。

大规模的扩红，是贵州托举红军最有力的佐证。贵州累计为红军输送约1.6万名各族儿女。仅遵义地区中央红军就扩红5000多人，毕节地区红二、红六军团扩红5000多人，红二、红六军团仅在盘县停留三四天就有700多人参军。红军足迹遍及贵州68个县，建立了滇黔桂边、黔东、黔北、黔西北4个革命根据地。

不止踊跃参军，贵州百姓还倾其所有支援红军。在习水土城，老乡们拆下自家门板、捐出木料，连夜搭起浮桥，3万红军一夜渡河。桐梓群众昼夜劳作，为红军碾米20多万斤。10多名缝纫工人带着几十名辅助女工，自带缝纫机赶制军衣3000多套。强渡乌江时，船工赵子云、周金科冒着枪林弹雨为红军引路撑船，宋月钊、安清和跳进寒冬的江水打捞沉船运送战士。从物资保障、带路传信，到救护伤员、掩护隐蔽，黔山贵水间，处处是军民同心的动人图景。

贵州百姓为什么愿意跟着红军走？

在土城古镇长征街的盐巴巷尽头，赤水河盐运文化陈列馆静静矗立，这里正是当年“土城盐号”的旧址。四渡赤水纪念馆讲解员陈炜介绍，旧时贵州不产盐，依靠川盐入黔，盐仓集中在盐商、劣绅手中，盐价高昂，群众长期缺盐，有“斗米换斤盐”之说。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土城后，得知当地百姓食盐稀缺，有的群众已断盐月余，当即决定开仓放盐。

红军做的远不止这些。途经剑河时，毛泽东路遇又冻又饿倒卧路旁的农妇，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衣、取出随身的被单和干粮袋给她。红三军团卫生员龙思泉，在遵义走村串寨给百姓诊治，方圆几十里的村民都来找他治病。后来他出诊没能及时跟上部队，在追赶部队途中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杀害。百姓不知道他姓名，就叫他“红军菩萨”。如今，还有当地老人带着自家米酒祭拜。

贵州方言曾称穷苦百姓叫“干人”，即血汗被苛捐杂税、地主军阀剥削榨干的人。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放粮仓，解决了老百姓的生存之苦。红军留给贵州更珍贵的，是播撒在黔贵大地的革命“火种”。红军所到之处，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宣传工农劳苦大众寻求解放的道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抗日救国的主张等，广泛传播革命思想。资料记载，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中共中央在遵义批准成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先后建立了遵义、湄潭、桐梓等县级政权组织和50多个区、乡苏维埃政权组织和40多个革命群团组织。红二、红六军团转战贵州期间，成立了中共川滇黔省委及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了毕节中心县委、8个区级苏维埃临时政权和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组建了百余支游击团队，让劳苦大众第一次看到当家作主的希望。

90余年过去了，贵州人民没有忘记红军。盘州市胜境街道，78岁的邹广阳和弟弟邹广周，是家族第五代为红军烈士赵文荣守墓的人；仁怀市鲁班红军烈士陵园，两代退役军人接力守陵半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