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若佩

石阡县城中心长征路，一栋百年砖木教堂建筑静静伫立，门匾上“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旧址”大字醒目斑驳。这里是红二、红六军团入黔转战的指挥中枢，在这里召开的石阡会议，作出果断的战略取舍，为这支英勇之师撕开了绝境突围的生路。

1935年11月，为突破国民党重兵“围剿”、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启战略转移。1936年1月12日，红二军团攻占石阡，将总指挥部设于县城。部队原计划立足石阡、镇远、黄平创建新根据地，但国民党15个师重兵合围，加之石阡地狭粮少、地形不利，背水一战消耗惨重，部队再度陷入险境。

危局之下，红军果断应变。1月19日，军团领导人在石阡召开会议，放弃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意挥师西进贵州腹地。这次主动战略转移，成为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路上的关键节点。

西进路上，红军以精妙战术克险破敌。乌江上游鸭池河两岸绝壁千仞，黔西大关镇丘林村的“红军渡”石碑，见证了一场渡河之战。“当年渡口仅有4只木船，一次仅能渡二三十人。”黔西市大关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光鸥介绍，1936年1月底，红军佯攻贵阳，诱敌收缩防务、制造乌江防线空虚，2月2日清晨，红军星夜奔袭渡口，船工闻讯划船相助。军民合作，连夜架起长100余米、宽约2米的浮桥。1.7万名红军将士踏桥横渡，向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挺进。

1936年2月5日，黔西会议召开，正式确定以黔西、大定（大方）、毕节为中心创建川滇黔新苏区的战略部署，落实石阡会议西进方针。2月8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大方孔庙成立，这是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建立的跨省级苏维埃政权。2月17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驻毕节百花山福音堂。

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展厅，讲解员文康介绍，依托根据地，红军全面开展建政扩红、统战拥军工作，组建近百支基层游击武装，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邀请贵州辛亥革命先驱周素园出任司令员。亲民举措深得民心，短短20余天，毕节5000余名青年参军。

根据地的蓬勃发展震动国民党当局，蒋介石集结五路纵队约120个团、10倍于红军的兵力大举“围剿”。1936年2月下旬，为保存有生力量，红二、红六军团撤出毕节，向安顺转移。由于国民党军队在通往安顺的道路上布下重兵，红二、红六军团放弃去安顺的计划，改向挺进险峻苦寒的乌蒙山区，从3月2日至29日开启为期近一月的乌蒙山回旋战。

这个时节的乌蒙山湿冷刺骨、物资匮乏，敌军层层围堵，红军依托复杂地形、凭借灵活战术和群众支援，三进三出奎香、迂回穿插，打赢以则河、哲庄坝等关键胜仗。

突破乌蒙山重围后，红二、红六军团进驻盘县、亦资孔地区。3月30日夜，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人在盘县九间楼召开紧急会议，面对“留驻南方坚持斗争”与“北上会师抗日”的抉择，最终顺应全国革命大势，确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的核心战略，彻底结束游击转战状态，锚定北上抗日的最终方向。

“红二、红六军团转战贵州，在长征史上留下厚重一笔。”毕节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宇表示，这支队伍在将台堡会师时仍保留1万余有生力量，在各路长征红军中战果突出。他们不仅有效牵制国民党重兵，极大缓解了中央红军作战压力，实现了此前中央创建川滇黔苏区的战略构想，更在甘孜会师后与朱德、刘伯承一道抵制张国焘分裂，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红军撤离后，留在黔西北的游击队伍仍坚持武装斗争，继续播撒革命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