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雯

站在石阡县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高山连绵、峡谷幽深，历史回声仿佛仍在崖壁间激荡。90余年前那个深秋，红五十二团以几乎全部牺牲的代价完成断后掩护任务，战斗到最后的红军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红色壮歌。

这是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生死博弈和抉择。

1934年9月，奉命西征的红六军团进入贵州境内，并于10月初进入石阡地区。10月16日拂晓，石阡崇山峻岭大雾弥漫。红六军团主力从朱家坝南撤，刚越过关口大田，负责掩护的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突遭湘黔敌军迫击炮、机枪猛攻和民团伏击。

为保主力安全向南转移，师长龙云指挥部队把敌军引向困牛山。湘军唐伯寅、胡达部及龙塘民团以为发现红军主力，紧追不舍；敌军柏辉章、王天锡部分别拦截。围追之敌被拖住，困牛山上的400余名红军却陷入重围。危急时刻，龙云率200多战士从陡壁荆丛中下营盘墟到三步跳，顺河沟突围，留下阻敌红军继续激战。

困牛山，三面临河，地形险恶。前有黔军，后有湘军和地方民团，左右悬崖，四周高山被占，留下阻敌的红军陷入绝境。红军战士英勇顽强，阻击敌人的田海清团长牺牲在山顶阵地。走在敌军前面的，有很多被胁迫裹挟的百姓，红军不便展开战斗，且战且退，退到虎井沟悬崖边。

此时弹尽粮绝。拼刺刀，敌人居高临下、弹药充足，白刃战无异送死，还可能误伤夹在敌军中的百姓。红军抱定“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的决心，毅然跳下悬崖。

最终，跳崖者中只有少数被刺蓬阻挡，为当地百姓所救；而龙云率部突围后，又遭阻击，负伤被俘。敌人得知他是红十八师师长，先后将他押往贵阳、长沙、九江、武昌进行轮番折磨，但是龙云始终坚贞不屈，于1936年在湖北牺牲。

硝烟散去，但困牛山下的故事，仍在继续。

“关于困牛山战斗的记载，最早见于1934年10月19日的一份旧政权档案——《黔军军部皓电川岩坝战况通报》（困牛山属于川岩坝地境）。”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姚媛媛告诉记者，据档案记载，红军“顽强抵抗，冲锋十余次，全用肉搏”。后来，一些党史著作、回忆录中也零散地有所提及，但都只有一个梗概，没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几十年来，困牛山当地群众始终保持着到红军跳崖处祭奠红军英烈的习俗。

2001年，刚调到石阡县党史部门工作的杨又铸偶然在零散史料中看到“困牛山红军跳崖”的只言片语，心中满是震撼与疑惑。为了深挖这段历史，他四处打听，终于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石阡龙塘有个困牛山，那里发生过战斗，当地有红军跳崖的故事流传。

被红军跳崖壮举感动，从2002年年初开始，杨又铸带着调查组走遍困牛山的角落。在20多年的走访中，蔡应举、滕久全、安天明、姚祖华、张著明等八九十岁高龄的见证者向他回忆：“那天，我们听到黑滩河沟里枪声响”“首长被打死，红军战士放声大哭”“跳崖的净是些十七八岁的娃娃”。

“那么多红军牺牲在石阡，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为了深入考证，杨又铸多次到贵阳，请求党史专家帮忙搜集资料。“我在石阡调查，省里专家帮忙完善资料，有的专家甚至还跑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帮忙找资料。”杨又铸说。

在实地考证和群众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中，尘封几十年的历史越来越清晰。2002年11月，《关于困牛山百余红军集体跳崖壮举史实调查报告》的考察论证会召开。2009年，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落成。2016年，龙云被追认为烈士。

20多年来，全省各级党史部门上下联动，持续推动困牛山战斗以及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化。

2021年，困牛山战斗遗址列入贵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内容；2022年筹备“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专题研讨会期间，铜仁市、石阡县党史部门查阅档案资料3.55万卷，收集书籍110余册（本），访谈30余人次，函询外调15次；2025年，石阡县甘溪困牛山红军烈士陵园入选第七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2026年，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