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赵相康

1935年1月初，刚过完元旦，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黔北重镇遵义近在眼前。

强渡乌江后，红军仍分三路推进，为攻占遵义扫清障碍。1月5日，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将溃退的黔军追至遵义南郊深溪水镇。大雨中，红军深夜突袭，不到一小时拿下深溪镇，俘虏提供了“遵义城防空虚”的消息，愿意带路帮助红军打开城门。红军先头部队换上黔军军装，由俘虏引路来到城下，喊话骗过守军，顺利打开城门，大部队紧随其后。

1月7日凌晨，红六团完全控制遵义老城，红二师主力随即进驻。从突破乌江到智取遵义后，红军攻占娄山关稳固北线，刀靶水阻击战化解南线危机，为会议召开筑起安全屏障。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柏辉章公馆召开。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认为，这场会议，正面回答了长征路上的3个核心问题。

去哪里打仗？会议首先审查黎平会议关于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决议先后两次“点名”遵义：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某种意义上说，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原本要把遵义作为“红都”来建设，视为中央苏区的第二个“瑞金”。

谁来指挥？围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并诚恳自我批评，张闻天作“反报告”直奔主题：“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毛泽东随后作长篇发言，把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概括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王稼祥建议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指挥红军；朱德批评李德“不下去调查，靠看地图、电报指挥前方战斗”。会议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走什么路线？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通过决议，确立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军事路线，中国革命由此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前，红军的突围被张闻天在“反报告”中直指为“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遵义会议后，红军从“被动逃跑”转向“主动战略机动”——强渡乌江是长征以来由军委集体领导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四渡赤水、遵义战役，红军在贵州的山川间重新掌握战争主动权。

“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城，获得长征以来罕见的休整期。”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王姣姣介绍，红军在遵义期间，先后建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6个县级苏维埃临时政权，领导建立了40多个区、乡级临时革命政权性质的组织，在黔北苏区扩红约5400人。

正如陈云所言，遵义会议为尚未明确前进方向的红军拨开了迷雾。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经过12天的休整，红军在湖南的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

从被动挨打到战略主动，贵州，正是这场生死转折的分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