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相康

“走过贵州，才知道红军长征为什么在这里迎来伟大转折。”今年年初，中国驻美大使馆原参赞张和强用时100多天，沿着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徒步，贵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在贵州活动4个多月，占长征时间三分之一；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活动近3个月。红军足迹遍及全省9市（州）、60多个县（市、区），贵州成为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红军在贵州创下了强渡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等经典战例，特别是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回望90余年风雨历程，人们不禁要问：伟大转折，为什么发生在贵州？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被迫踏上战略转移之路。湘江血战后，部队锐减至3万余人，国民党又在红军西进路上布下重兵合围的“口袋”，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态势，提出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辟新根据地。1934年12月18日，中央红军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向川黔边地区发展、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

“在长征路上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可见问题的急迫与棘手。”为何选在黎平？在黎平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张中俞看来，彼时的黎平城墙高筑、经济富庶，红军压力相对较小，此前红七军、红六军团先后进入黎平，严明军纪留下良好印象，奠定了群众基础。

黎平会议纪念馆内，一只锈迹斑斑的鼎罐引人驻足。1934年9月，黎平高屯的杨昌华受谣言蒙蔽，为躲避红军慌忙离家，天黑回家揭开锅盖，不见稀饭，却见20个铜板和一张纸条：“你们不在家，锅里稀饭我吃啦！开你铜钱二百文，放在铁锅内，到屋请收下。”这让杨昌华深受震撼。正是这样秋毫无犯的纪律、军民同心的底气，让红军在黎平顺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占领乌江南岸猴场。博古、李德仍坚持北上湘西。1934年12月31日，猴场会议召开至翌日凌晨，否定错误路线、重申黎平会议决议。

在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朱仁印看来，“这个决定实际上解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会后，中革军委下令进抵黔北、夺取遵义。1月3日拂晓，强渡乌江战斗打响，至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较大胜利。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作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四渡赤水与南渡乌江，是跳出合围的决胜之举。敌军重兵西移后，毛泽东抓住战机，3月下旬率部秘密东渡赤水，再入黔北。随后，以红九军团大张旗鼓北上佯动，伪装主力北上入川，吸引敌军主力跟进。主力则突然南下南渡乌江，兵临贵阳，彻底打乱蒋介石部署，为西入云南、巧渡金沙江创造了决定性条件。

中央红军为什么转战贵州，并密集发生这么多大事？朱仁印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形势所迫，湘江战役后，国民党情报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既定路线并张网以待，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无望；二是避免与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决战，贵州军阀实力孱弱，武器装备差，军纪涣散，战斗力低下，进军贵州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三是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在自身处于非常危险境地时依然心里想着人民群众，心里装着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办事，助人民群众翻身，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深得人心，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敲锣打鼓迎红军”“红军走后盼红军”，把红军当成自己的队伍，认可、帮助、加入红军。红军在贵州得以摆脱之前被动行军的状态，得到休整和积蓄力量，可以从容研判形势、校正战略、调整军事指挥，实现了中国革命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