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相康

记者：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从您的研究来看，贵州段的长征为长征精神注入了哪些内涵？

朱仁印：贵州是伟大转折发生地，是长征精神的淬炼地、成型地之一。红军在贵州的这段征程，是长征精神走向成熟、基本形成的关键转折阶段。长征初期，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下，红军陷入巨大被动，特别是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付出极大牺牲。1934年12月，黎平会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从转兵贵州开始，经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系列会议，赋予长征精神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革新的政治灵魂；四渡赤水等军事行动，注入了机动制胜、绝境求生的斗争智慧；红军与贵州各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夯实了长征精神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

贵州段的长征，体现出的精神内涵有：一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品格。遵义会议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了党和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二是实事求是、机动灵活的斗争智慧。从转兵贵州到四渡赤水，贯彻实事求是、敌变我变。不固守预设路线，随时调整战略，在极端劣势下寻找战机、跳出重围。三是坚定信念的革命乐观主义。遵义会议决议指出，中国苏维埃革命是不能消灭的，是不能战胜的。会后，在崇高理想指引下，党和红军胜利到达了陕北。四是严守纪律、植根人民的价值底色。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废除苛捐杂税。各族人民冒着生命支援红军。长征不只是军事转移，更是一次赢得民心的远征。五是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党性修养。在一系列政治局会议中，党内开展严肃但团结的斗争，坚持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记者：遵义会议实现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四渡赤水展现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结合在贵州的这一段斗争实践，如何理解长征精神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内核？

朱仁印：“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红军在贵州绝境中，用会议抉择、战场搏杀一步步实践，最终确立起来的思想原则。湘江战役后，敌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面对残酷现实，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不再固守原定方案，实事求是研判敌我态势，果断采纳转兵贵州的主张，放弃去湘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军。这是实事求是调整战略，迈出独立自主第一步。猴场会议再次重申黎平会议决议，明确规定：重大军事问题必须经过政治局讨论，限制李德、博古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从组织层面纠正个人独断、脱离实际的指挥模式，为独立自主解决路线问题扫清障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会议纠正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就是把“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转化为战场上鲜活的军事实践。红军作战不固守固定行军目的地，不追求死守某块地盘。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四面围堵，依托贵州山地、江河地形，随时研判敌军调动，敌变我变。不被敌人的部署牵着鼻子走，自主创造战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记者：红军转战贵州期间，严守民族纪律和各族群众结下深厚情谊。这段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历史，怎样丰富了长征精神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要义？

朱仁印：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在转战贵州期间，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边进行艰苦卓绝的行军打仗，一边全心全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党和红军所到之处，积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铲除贪官污吏，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基层政权、帮助穷苦群众翻身解放，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真正把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贯穿于实际工作中。正因为党和红军在自身处于非常危险境地的关键时刻依旧心里想着人民群众、心里装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同苦、为人民而战，才能获得人民群众这个“真正的铜墙铁壁”的全力支持、真心拥护、热心帮助，才能使党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可以说，红军长征史就是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段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历史极大地丰富了伟大长征精神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