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雯

民族危亡之际，谁高举抗日旗帜，人心就向谁凝聚。

2026年秋，毕节市七星关区和平路74号的一座老宅，门墙斑驳。风过门楣时，仿佛仍能遥见90年前的灯火灼灼——“毕节抗日救国会”和“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宅子的主人周素园，后来成为这支队伍的司令员。1936年2月的毕节，春寒料峭，却因一面高高飘扬的抗日旗帜而滚烫。

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在石阡传达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发动工农群众的基础上，进一步争取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地方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一致抗日提供了政治方向。

2月初，红军抢渡鸭池河，连克黔西、大定（今大方）。因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早已在毕节建立党支部、联络了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3支地方武装力量，当红军抵达头步桥时，在席大明部引导下顺利进占毕节。

这不是偶然。毕节地下党掌握的3支地方武装，早已在等待一个共同前进的方向。2月1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宣布成立——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一支省级抗日武装。由周素园任司令，邓止戈任参谋长，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分任支队长，红二、红六军团总部抽调干部担任支队党代表。

从旧官绅到民主人士，从地方首领到普通民众，能拧成一股绳，靠的是“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分，一致联合起来”的施政方针，把抗日变成最大公约数，也把人心聚成洪流。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迅速组织“抗日救国委员会”“抗日救国团”等团体，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周素园凭地方威望奔走宣传，短期内队伍壮大，川黔边各派反蒋势力陆续与红军接洽。黔西北掀起参军热潮，父子、兄弟、夫妻争相参加红军，黔大毕根据地参加红军者达5000余人，成为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扩红最辉煌的记载。

数字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他们未必都懂得高深理论，却懂得，日寇压境，山河破碎，谁真心抗日，谁就值得追随。

2月底，敌军压境，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毕节。周素园、邓止戈率二支队跟随红军战略转移，行至赫章平山铺时被编入红军，北上长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奔赴抗日第一线。第一、三支队留守黔大毕根据地，与当地其他反蒋武装并肩战斗，牵制敌人追剿红军。第三支队坚持游击战，6月8日与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镇雄花坝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共1300多人，在川滇黔边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声威大震，一直坚持斗争直至毕节解放。

在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刘毓麟看来，“贵州抗日救国军彰显的是，红军长征沿途建立的信任和凝聚的人心。有人把这份信念带向远方，有人让它在当地扎根。红军主力继续前行，而同人民建立的联系，仍在这片土地上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