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若佩 实习生 葛玉雯

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标语展区，“红军到，干人笑”的醒目标语令观众驻足。讲解员解释道，贵州曾经的方言中，“干人”即穷苦群众。贵州全境无平原，旧时交通闭塞，百姓饱受军阀压榨和苛捐杂税盘剥，终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被形象称作“干人”。一条标语，映照出一支军队与一方百姓的唇齿相依。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前夕，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明确要求全军“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遵义会议后，为宣传政治主张、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力量，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发出《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的命令》，要求“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宣传材料，“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

“‘红军到，干人笑’这种简明生动、符合实际、贴近群众、通俗易懂的标语的出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和鲜明品格的生动表达。”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朱仁印介绍，彼时红军标语采用口语化表达，书写载体就地取材，木炭、锅底黑灰、红土皆为笔墨，房壁、岩壁、石碑皆是阵地。标语主要沿黎平、乌江、遵义、娄山关、赤水这条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贵州的主线分布，以及红二、六军团活动的黔东一带，城镇要道、少数民族村寨为重点覆盖区域；内容因地制宜，城镇侧重打倒军阀王家烈、反对苛捐杂税、保护工商业、北上抗日，少数民族地区突出民族平等，敌军驻防区域侧重策反宣传，形成精准高效的宣传格局。

标语是静态的“墙报”，歌谣则是流动的宣传。红军依托贵州本土山歌文化，沿用当地群众耳熟能详的民歌曲调，填入革命新词，通过群众大会宣讲、现场教唱、街头传唱等方式，让革命理念扎根民心。由此构建“标语+歌谣+群众大会+活报剧”的立体化宣传模式，结合打土豪、分浮财等开展群众动员，形成一套从书写标语、教唱歌谣到群众动员的完整链条。

朗朗上口的红色歌谣，成为行走的革命宣言。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着一本黔东特区《红军歌曲》抄本，1955年由印江自治县群众捐赠，收录《国际歌》《三大纪律歌》《行军歌》《农民歌》等19首红色曲目，均为1934年在黔东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当年，红军宣传队依托这些曲目，唱出打倒土豪劣绅、穷人翻身解放的革命诉求，唤起万千群众的抗争意识。

群众大会成为红军贴近群众、宣讲政策、吸纳新生力量的重要途径。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湄潭后，召开1万余人的群众大会。据《红军在贵州史料汇编》记载，“两天内扩军600多人”。

鲜活生动的活报剧、民间小戏，则让革命道理看得见、悟得透。中央红军在习水土城惠民宫戏台演出话剧《打倒罗义甫》，以当地民团团总罗义甫为原型，演出后随即召开公审大会，揭发控诉其罪行，之后将打土豪没收的财产分给百姓。在黔西，红军演出革命小戏《打土豪闹翻身》后，引发热烈反响。数百名青年深受感召，报名加入红军。

“红军转战贵州期间，标语、歌谣是政治动员的核心载体。二者共同把革命主张送到贵州大地，成为长征途中唤醒‘干人’、凝聚民心、扩大红军力量等的重要抓手。”朱仁印表示，通俗直白的革命宣传，加上红军秋毫无犯、为民解忧的实际行动，彻底赢得民心。据不完全统计，贵州是长征途中扩红人数最多的省份，累计约1.6万名各族青年参军入伍。

90余年过去，板壁上的标语仍在，村寨里的歌谣仍被传唱。长征播下的种子，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