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江南

走进遵义市老城区杨柳街北段东侧，门楣上，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八个大字熠熠生辉。

走进门内，复原后的《红星》报编辑室就在院子里。几张简陋的木桌、长凳，还有一页页发黄的手刻小报，这便是艰难险阻的长征途中也未沉寂的“新闻前哨”。

曾经，在这样狭小简朴的空间里，一支仅有三五人的工作队伍，带着一台油印机、几盒油墨、两块钢板和一些毛边纸等简易办报设备，及时编发相关报道，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作为长征途中坚持出版的唯一中央级报纸，《红星》报从铅印改为手刻蜡版油印，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中辗转编印，坚持完成28期长征专号。据研究《红星》报的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研究员肖裕声介绍，当时编辑人员行军路上边走边构思稿件，别人休息时连夜刻版，背着印刷器材翻山越岭，出版周期也随战斗形势灵活调整，条件十分艰苦。

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红都瑞金典藏》中写道：“《红星》编辑部当时只有两个人，除邓小平外，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做帮手。邓小平既要组稿，又要写稿，还要编排版面，手写美术标题，工作量相当大。在《红星》报社编辑部所在地沙洲坝白屋子，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昏暗的油灯下挑灯夜战的身影，许多没有署名的社论和文章都出自邓小平的手笔。”

进入长征后，这样的艰辛被进一步放大。部队白天行军，编辑人员只能利用宿营间隙刻写蜡版，借着篝火或油灯校对稿件，第二天又要随军转移，油印机在马背上、在战士肩头辗转腾挪，却未中断发行。

“条件如此险恶，《红星》报仍然保持平均5天出一期的节奏。在遵义会议前，邓小平共主编70余期，长征途中《红星》报依然保持着惊人的生命力。条件可以艰苦，但阵地不能丢。”肖裕声说。

《红星》报上刊登的多篇报道，同样折射出紧迫局势与坚定信心。1934年10月20日出版的长征第1期头版文章《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铿锵有力地指明了战略转移的必要性，极大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

遵义会议后不久，陆定一接手主编《红星》报的工作。其中，刻版、油印的具体工作，落在了赵发生肩上，他负责刻版、油印了红军长征途中由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这份布告首次使用了“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表述。

随后，《红星》报又接连发表《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等社论，传达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报纸的社论大多由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撰写，这使得《红星》报在凝聚军心、传达决策方面，发挥着类似“政治工作指导员”般的作用。

1935年8月，红军长征进入环境恶劣的草地，《红星》报被迫停刊。

【《红星》报摘要】

“同志们！高度的（地）发扬我们攻击的精神，彻底转变我们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完成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

——1934年11月9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三期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