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江南

秋季的黔北，阳光下的遵义市子尹路96号二层临街小楼肃穆庄严。91年前，中共中央正是在这栋二层小楼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系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然而，这一关乎党和军队前途命运的会议，其精神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行军打仗中传达至红军将士，成为会后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的，正是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长征途中唯一坚持出版的机关报——《红星》报。

据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研究员肖裕声考证，1935年2月10日至3月4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九期至第十一期先后刊载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等内容。其中，1935年2月19日刊发的《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明确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肖裕声在长期研究中发现，这是党和军队发行的报刊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宣传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拥护遵义会议决议的报纸，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文物。

遵义会议后，《红星》报接连推出多篇重要社论，包括《为创造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等文章，准确传达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帮助红军官兵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有效解除了此前弥漫在部队中的思想困惑，为下一步军事行动指明了方向。

遵义战役结束后，《红星》报长征专号第十一期又刊发社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文中写道：“在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正确的军事领导之下，我们发扬了运动战的特长，六天之内击败了廿余团敌人，这证明了：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败任何的敌人。”

字里行间，“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战略思想已跃然纸上。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2月10日，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这是第一次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综合处处长肖定喜认为，1961年6月，朱德为纪念遵义会议作诗：“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这首诗生动描绘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之后，在红军中发生的振奋人心的变化。

从党内的动员，到《红星》报的舆论呼应，遵义会议精神在全党全军得以迅速传达，大家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提振了信心、明确了方向，为长征的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红星》报摘要】

“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1935年2月19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十期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