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江南

7月在杭州举行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研究员肖裕声对《红星》报长期的研究积累，将这份90余年前随红军长征辗转的报纸重新带回公众视野。在他看来，这份报纸，不仅是一份新闻出版物，更是一份鲜活的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早在30年前，肖裕声第一次接触到《红星》报原件后，便对这份报纸进行系统性研究。“我们读它，不只是读历史结果，更能读到长征途中发生的历史过程，看到当时队伍的困惑、喜悦、思考。”

肖裕声认为，这正是《红星》报的特别之处：它不是事后总结出来的结论性文本，而是军事斗争进行过程中、由一线记者编辑在战火中采写编发的第一手现场记录，具有极强的史料真实性和即时性。

从军事史角度看，《红星》报记录的不只是战场捷报，还涵盖了草鞋补给、行军卫生防护、基层思想引导等内容，更多维度呈现了长征途中的红军。

肖裕声指出，正因为当时油墨有限、纸张紧缺、部队随时转移，每一期报纸能够坚持印出来，本身就是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史。他将这份报纸定位为“既是历史档案，也是战时舆论武器”，强调其在军事斗争体系中承担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忠实记录战役进程与部队状态，为后世研究提供第一手素材；另一方面在当时直接服务于鼓舞士气、统一思想、支撑指挥决策的现实需要。

《红星》报第10期刊登的《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是红军长征途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份报道，也是目前发现最早公开传递和拥护遵义会议精神的红军报道之一。肖裕声从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协同的角度分析，这得益于《红星》报作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机关报、编辑部随军委纵队同步行军的优势，使其能够第一时间获悉会议精神；而在敌情复杂、部分文件不能完全公开的战争条件下，报纸没有选择全文刊发会议决议，而是通过刊登军委纵队干部会议决议案的方式，务实而巧妙地将核心精神间接传达至基层连队，使纠正错误军事路线、拥护新军事领导的思想得以在全军迅速统一。这也从侧面说明，战时新闻宣传工作如何与军事指挥体系紧密咬合、协同运转。

长征中，《红星》报共出专号28期，是唯一坚持出版的中央级报纸。肖裕声表示，这背后深刻体现了即便身处战火纷飞、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党中央依然坚持“思想宣传阵地不能丢、党的声音不能中断”的信念，这正是《红星》报留给后人最动人的精神特质。

站在军事史的视野来看，《红星》报不仅为党中央和军委掌握全军真实状态、作出战略决策提供了来自基层一线的真实反馈，也在突破乌江、遵义会议等关键历史节点上，一次次鼓舞士气、统一全军思想，成为那个电台通信条件有限的年代里，政策精神能够迅速落地到每一支连队的重要载体，对保障军事斗争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回望这份90余年前的报纸，肖裕声认为其启示至今历久弥新：新闻舆论工作必须紧跟大局，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话讲道理；讲述军史与红色历史，要重视一手原始史料，拒绝概念化、脸谱化叙事，真实还原历史现场的复杂与艰难；面对困难环境，坚守阵地的斗争精神永不过时。

肖裕声强调，今天借鉴的不是照搬当年具体做法，而是汲取其站稳立场、扎根受众、尊重史实、危难之中不放弃思想阵地的核心精神，这对做好新时代军事新闻宣传与舆论工作，仍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