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江南

回望红军长征历史，一张报纸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长征的珍贵窗口——《红星》报。作为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红星》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瑞金，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它不仅记录了红军长征的浴火重生足迹，更以报纸为阵地、报道为武器，凝聚起一支军队的精神力量。

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研究员肖裕声评价道：“这份在长征烽火中坚守的中革军委机关报，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成为红军战略大转移中最独特、最珍贵的文字载体。”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时任《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带领报纸编辑部随第二野战纵队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长征路。10月20日，《红星》报发行了开始长征后的第1期，报头“红星”二字正是邓小平的手笔，头版刊登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铿锵有力的话语给红军将士和沿途百姓极大鼓舞。

湖南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纵队向贵州省黎平县进发，拉开了转战贵州的序幕。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这一天，红军总政治部在黎平城荷花塘召集群众大会。《红星》报在长征专号第七期第2版中，以《黎平城的群众大会——到会三四百人 分发大批东西》为题作了相关报道，记录下红军向百姓分发物资的盛况。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兵分3路从瓮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开阳茶山关等处突破乌江，一扫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红星》报当时以《开展胜利的反攻用最顽强的战斗争取全线反攻的胜利》通栏标题，刊登《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第一个战斗》，对红军突破乌江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红军长征战史上一次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战役。

遵义会议后，《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九期至第十一期（1935年2月10日至3月4日）刊载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等内容，特别是2月19日刊发的《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以“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等内容，迅速向全军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公开报道并拥护遵义会议的报刊文献，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此后，《红星》报又先后发表《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等社论和文章10余篇，传达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进一步统一全军思想，坚定了必胜信心。

“这些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告诉大家为什么而战，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告诉大家胜利终究会来，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在战壕里，照在行军征途中，照在每个红军战士的心里。”原北京军区《战友报》社社长邱继臣说。

《红星》报的报道并不只聚焦于战斗胜负，更记录着军民之间的血肉联系。《遵义全县群众大会上成立革命委员会》《尚稽场群众热烈拥护红军》《明日下午三时举行遵义城群众祝捷大会》等报道，记录了遵义百姓箪食壶浆、争相欢迎革命队伍的动人场景，从侧面印证了红军纪律严明、赢得民心的历史。

长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后，为维护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红星》报也多次针对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发布工作提示，帮助指战员及时掌握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如《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等，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从1934年12月进入贵州到1935年4月离开，中央红军长征的足迹遍及全省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留下753处不可移动长征文物、2500多件（套）可移动文物。贵州这片土地，也成为《红星》报长征途中报道较密集、着墨较厚重之处。

1935年8月，红军进入草地，环境愈发险恶，《红星》报被迫停刊。但那些曾经陪伴红军前行的报道，字里行间承载的理想信念，恰如一台播种机，把红色的种子播撒在红军将士和人民群众心中。正如肖裕声所言：“历史是宏大的，也是细微的，真实的历史就是由无数具体的瞬间、选择和行动构成的。《红星》报正是这些具体的珍贵承载者，通过它，长征不再是遥远而模糊的传奇，而变得可触、可感、可思、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