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雯 实习生 陈宣伊 刘世玲
清水江文书纪闻开栏语
7月24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由贵州孔学堂书局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亮相本届图博会。今年以来，《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已接连斩获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首届贵州省出版奖。
清水江文书（又称“锦屏文书”）是明清至民国乃至新中国，贵州清水江流域苗、侗等族民众在山林经营、木材贸易与社会生活中创造并世代家藏的民间文献遗产，被学界誉为“西南版敦煌文献”。从深山故纸到国家大奖，背后是一场跨越60多年的学术接力。为了揭开这段由文书构筑的“清水江传奇”，追寻几代学人前赴后继的发现与守护足迹，贵州日报27°黔地标周刊、天眼新闻客户端文化频道将以《清水江文书纪闻》栏目陆续带领读者走近清水江流域，检索那些因木材贸易而催生的数十万份契约藏着怎样的信息，看看一个边地文书如何纳入国家视野。
7月的清水江，山风习习。
站在黔东南州锦屏县平略镇平鳌村的高处望去，一泓碧波托至山腰，将这个高山苗寨映衬得苍茫壮丽。村东头有一处山坳，当地人称它“皇木坳”。相传古时此处生长着一株4人才能合抱的巨杉，被选作皇木进贡朝廷，“皇木坳”由此得名。
地名的由来已难考证。但清水江的木材确实进过紫禁城——明清宫殿里的梁柱，有不少是从贵州清水江“漂”过去的。
7月17日，记者在锦屏县文书楼见到了锦屏县档案馆原馆长（锦屏县史志办公室原主任）王宗勋。他长期从事地方史志编纂和清水江文书、碑刻的征集整理研究工作。刚开口问及“木材贸易如何带动皇木的发现”，王宗勋便纠正道：“不对，不对，是先有皇木采办，才有木材贸易。”
1 皇木：进入明王朝视野
清水江流域自古盛产杉木。这种木材高大笔直、质地坚韧、耐腐耐湿，是上等的建筑用材。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规模营建宫殿，木材需求骤增，朝廷开始在西南地区征采皇木。《明实录》载，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工部以修乾清、坤宁宫，任刘丙为工部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四川、湖广、贵州等处采取大木。”远在西南山区的清水江流域，由此进入明王朝征采皇木的视野。身着官服的朝廷官员走进黔东南的深山密林，在巨杉下徘徊许久，仰头望不到树冠，张开双臂围不住树身，最后命人在树干上刻下“皇木”二字。
采伐皇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王宗勋看来，彼时边地官民认为能为朝廷提供皇木是莫大的荣光，但荣光的背后却是巨大代价。今天人们可以从当地老人代代相传的那句“进山一千，出山八百”中，窥见采运的艰难——进山时有一千人，出山时只剩八百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清乾隆年间《采运皇木案牍》抄本显示，皇木的标准极为严苛。比如，桅木长度须在9丈以上（约30米），尾径须在两尺以上。“在没有公路的古代，把一根9丈长的巨木从深山运到江边，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动用成百上千的民工。”王宗勋说。
杉木扎成排筏入水，顺流而下——以清水江为起点，经沅江入洞庭、进长江，再通过京杭大运河抵达京城，修建宫殿。从砍伐到运抵，往往需要一年甚至两年。《明一统志》卷八十八记载有黎平府运送皇木的路程：至南京3750里，至北京6200里。
此后，皇木采办几乎成为定期任务。久而久之，一些采办官员假借采办皇木之名，对民间商人和林农低价强买、大肆盘剥。围绕皇木采运过程中的腐败，最终引发了民间商人的集体控诉，形成清水江历史上著名的“皇木案”。
随着皇木采办，清水江流域的杉木进入全国市场，外地商人也沿水路走进了苗乡侗寨。民间木材贸易由此萌生，此后从采办皇木的“附带品”，逐渐成为影响深远的经济活动。
2 顺流：木材贸易的兴起
据王宗勋介绍，最早进入清水江流域的外地木商，主要为安徽、江西、陕西3地。他们财力雄厚，成群结队而来，有的本身就与皇木采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商人来到清水江下游的天柱、锦屏一带，通过本地人向林区深处收购木材。”
锦屏县三江镇下辖的茅坪、王寨、卦治3个寨子，因地处清水江流域林区东缘，自然成为木商们的落脚地。
但这里有一个天然的障碍：语言。下游来的汉族木商不会讲苗语、侗语，上游林区的苗侗民众不会讲汉语、不会写汉字，双方交易无法直接进行。3个寨子因较早与汉族人打交道，那些既懂少数民族语言、又懂汉语、会写汉字的村民便显现出优势。木商来了，借住在他们家里，由他们带入山区向林农采购；离开时，木商会主动支付些银两作为酬谢。随着木商越来越多，村民干脆开起了“歇店”，提供食宿、翻译、联系材源、寻找买家等一条龙服务。
清雍正年间，清朝廷于清水江中上游新设清江、台拱、丹江、八寨、古州、都江6个厅，这片既往政令罕至的苗疆腹地，自此纳入常态化国家行政管辖。贵州巡抚张广泗在王寨设总木市，稽征“江费”。这一举措，把此前民间自发形成的木材交易中心，变成了官方认可的市场体系。开设木行、主持木材贸易，在当时被称为“当江”。
2002年3月，由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及牛津大学学者组成的考察团，在锦屏县清水江沿岸村寨进行田野调查。他们乘着窄长的机动船，在水流湍急的清水江上逆流而行，两岸的青山密林、舟边的江水游鱼，让他们感觉走进了历史现场。时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的刘志伟回忆：“在航程中我们走下了一个河滩，发现一块大石上刻着嘉庆二年由徽州、江西和陕西商人同‘主家’协同订立的江规，规定以此为‘山贩’湾泊木材和下河‘买客’停排之界。由山贩、买客和当地主家关系构筑的社会背景，顿时浮现在我们面前。”
3 繁华：货店林立缀银争妍
源源不断的木材从清水江顺流而下，带来的是大量白银。清代《黎平府志》记载：“黎郡产木极多……唯杉木则遍行两湖、两广及三江等省。远客来此购买，每岁可卖二三百万金。”
这里的金，实则是银两。如此巨额的白银流向了哪里？王宗勋的解释是，一部分变成了山林田产，“木材贸易让山场土地不断增值，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一部分变成了教育和功名，王宗勋说：“当地富商纷纷聘请先生教育子弟。瑶光的姜志远靠经营皇木发家，两个儿子考中文举，一门两举人，轰动一时。河口姚百万家更是出了3个武举。”
更多的白银，流进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食盐、布匹、农具沿水路源源不断地运进苗乡侗寨，集市在码头边兴起，木行、屠宰、洗染、豆腐、打铁等作坊和酒肆以及日杂货店林立，在清水江畔的村寨间形成了一派街景繁荣、市声喧腾景象。
其中最惹眼的，当属清水江木运带来的滚滚银钱熔铸成苗家女子流光熠熠的头冠项饰，将江河之上的商贸繁华，点缀在了一方乡土女子的肩头。
在黔东南的苗乡侗寨，每逢节日，妇女们从头到脚缀满银饰。王宗勋说，“那时候，男人们在外工作，这么多白银放在家里不安全。江西、湖南一带的手工艺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背着工具走村串寨帮妇女把家里存的银子打成银饰，把家产穿戴在身上。”清代徐家干所著《苗疆闻见录》里写道：“喜饰银器……其项圈之重，或竟多至百两。炫富争妍，自成风气。”
事实上，明清两代的大量白银来自海外。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写道：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100年间，全球总计约38000吨白银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流到了中国。这当中的有些白银或许沿长江水系逆流而上，进入清水江流域，被苗侗妇女锻打成银饰，佩戴于身，变成了深山中的银光。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所言，贵州民族文化的真正特质并非被动的封闭保存，而是主动的适应性创新。“他们在最适合自己的文化生态下不断创造本土特色，努力汇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潮中。”
4 记录：保存海量契约文书
顺着清水江奔流而来的木材贸易，伴随日益复杂产权关系，催生了契约文书的大量使用——这便是今天学者研究清水江文书的由来。
2002年与中山大学学者一同前往锦屏考察的牛津大学学者科大卫，评价清水江文书为“世界上罕见的大量系统反映民族与社会历史状况的契约文献”。在那次考察中，令学者难忘的是，在寨子里普通村民家中随便拉开一个抽屉，就能看到数十份清代的契纸。
山场归谁、林木股份如何分配、租佃如何分成、木材如何买卖——这些都需要契约来保障和确认，促使原本不识字的苗侗民众开始学习汉字、书写契约。最开始乡民们写的字很丑，后来越写越好。从文书书写水平的变化，可以看到汉文化不断融入清水江流域的轨迹。
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看来，清水江文书“不像官方史书那样宏大叙事”，而是记录了“一棵树如何被买卖、一块山场如何被分割、一个家庭如何解决纠纷”的琐碎细节。捧着这一份份原始契据，宛如走进乡民的生活现场。
随着汉字的普及和书写的日常化，清水江文书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山林买卖的范围。土地租佃、遗产分家、民间借贷、纠纷调解、乡规民约……凡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过的，几乎都能在文书中找到对应的记录。张新民认为，正是这种“草根性”，让它成为研究西南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鲜活见证。
2010年，锦屏文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今年3月下旬，由张新民担任首席专家主编、孔学堂书局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第一辑、第二辑）荣获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这套书规划三辑44册，系统整理了黔东南清水江沿岸天柱县的7500余份乡民家藏文书。学者希望，以文书为纽带，从西南认知中国，从中国观察世界。
站在平鳌村的高处眺望，清水江碧波万里。这条发源于贵州南部、流经黔东南腹地的河流，曾让一江杉木顺流而下，木市商贾溯江入黔，催生海量交易契约——清水江文书正是这条水道商贸繁华留下的记录，也见证了贵州乡土与全国物资流通、人群往来、文化交融的紧密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