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姚曼

贵州盐商华之鸿创办于1909年的贵阳文通书局，堪称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先驱。书局以“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为志向，刊印的第一本铅印书是“西南巨儒”郑珍编纂的《播雅》，第一部石印书籍则是贵州最早的英文教科书。

自创办到全面抗战爆发时的20多年里，位于贵阳王家巷附近的文通书局承担了贵州社会主要的印刷出版业务，以其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图书种类引领贵州的文化发展。据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图书《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梁茂林介绍，“文通书局是近代贵州最早的民营企业，近代西南最大的出版企业，更曾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齐名，被誉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贵州迎来浙江大学、大夏大学等大量西迁高校和文化机构，一大批文化名人也汇聚贵州。据统计，当时贵州共有正副教授近300人，其中包括竺可桢、茅以升、贝时璋、苏步青、张孝骞、梅光迪、贺麟、马宗荣、李宗恩、谢六逸、张其昀等名家。与此同时，上海等地的书局与报业纷纷内迁重庆，到贵阳设立分局与分销处，贵阳呈现出战时文化繁荣的局面。

此时，华之鸿的儿子华问渠，已全面接手书局事务。华问渠审时度势后决定利用当时全国人才汇集西南与贵州的机会，改变文通书局因“交通多阻，人才缺乏”而未能实现初旨的局面，于1941年６月建立了文通书局编辑所，将书局重组提升为一个集编辑、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文化出版企业。

编辑所成立后，马宗荣任所长，谢六逸任副所长。聘请了贺麟、欧元怀、王星拱、李书田等112名全国名家为编审委员，涉及文、哲、历、法、经济、医、图书管理、心理、教育、国际关系、理工、土木建筑、农林、医药卫生、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编审委员会的成立，既保证了书稿的来源，又保证了书稿和编审的质量，提升了书局的专业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随着战事的发展，编辑所出版方针转变为“增加民众之民族意识、国家信仰，提高民族文化，促进民众之现代常识。”编审委员和广大作者热情高涨，各种书稿源源不断。《莎士比亚全集》《经验与教育》《中国新文学教程》《鸦片战争史实考》《民众营养》《贵州苗夷研究》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书籍相继出版。

1941年到1945年短短的4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文通书局共编辑出版近200种、约10万余册各种图书，内容涵盖十分广泛。1943年，文通书局获准加入“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标志着贵阳文通书局已从贵州走向全国，成为七大书局之一。

文通书局除在贵阳设有总管理处外，还先后在重庆、昆明、成都、上海、长沙、广州等地设有分局，推销出版的各种书刊，将贵州的文化声音传向全国。

1941年10月创刊的《文讯月刊》，以“团结抗战，繁荣学术、文艺”为指导思想，由文通书局编辑所编辑出版。1948年12月5日出版第9卷第5期后终刊，前后共出版了9卷55期49册，发表各类文章或译作760余篇。该刊的主编为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等名家，撰稿人包括唐弢、李健吾、艾芜、碧野等文化名人，主要发表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等，不仅记录着文通书局在抗战中的文化担当，更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史、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抗战文化、大后方文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