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近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出版，全书收录并考释了清水江流域大量珍稀的民间契约文书。这套丛书是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担任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历经10余年系统整理与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结晶。

12月16日在贵州大学校园里见到张新民教授时，已经是下午4点，冬日阳光西斜，夹杂一丝寒气。张新民教授带着记者穿过中国文化书院的勉学堂，前往办公室，“我们借他们场地一用，那里暖和一点。”今年已经75岁的张新民，言行间透着天然的亲切感。

当记者说明来意，他笑着摆摆手：“随便问，但问题要大声一点，我耳朵不太好。”随即又补了一句：“放心，我不会说你凶我的。”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珊珊

“我们是为未来铺路的人”

清水江文书时间跨度从明代直至20世纪中叶，内容涵盖土地、山林、房屋买卖租佃，婚嫁、诉讼、宗教活动等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被誉为“西南版敦煌文献”，是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社会历史文化的宝库。

“观察认知中国文化，不能只从一个视角来观察。整体地看，我们的学术研究，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西南观察的视角，否则认知华夏文明便会有偏差。”张新民认为，清水江文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因为其中内涵了大量乡村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活”的遗迹，为理解传统民间社会复杂多样的人际交往互动关系，尤其是族群与族群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流融合关系提供了翔实的原始文本依据。

“老天给我们留下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实属人类历史文化的万幸。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术文化整理研究工程，我们是怀抱理想开垦荒地，希望未来的学术园地枝繁花盛。”此次共出版44册文书考释专著，加上此前出版的《天柱文书》，以及近20项专著成果，截至目前，张新民参与编撰的清水江系列已有60余册文本成果，“算下来文字量有2000多万字”。谈及这项耗时10余年的“大工程”，张新民的语气平和而坚定。

这项工作由一个20余人组成的团队完成，核心成员来自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及凯里学院，也与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宏德出版基金等机构的学者有深入合作。“我仗着年纪大，敢施号发令，大着胆子做他们的‘统帅’，从头至尾负责整理工作。”提起团队，已过古稀之年的张新民，言容语气充满了谦逊。

然而，契书的辨识考释难度极大，且这样的基础整理工作在学校考核中并不占优势。“团队成员都有做研究、发文章的能力，但大家还是在这个冷板凳上坐了10余年。”张新民说，“敦煌文书研究了100年还在继续，徽州文书研究了六七十年仍在发展，严格地讲，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未来的研究空间相对更大。我们现在的文书整理考释工作，不过是给未来的学术研究架桥铺路，100年甚至200年后，一定还有人利用这些原始材料，发表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不过是荒山开矿的工人，为未来探途铺路的石子。”

“笨人做笨功夫”

“我们是笨人，做的都是笨功夫。”张新民用“笨功夫”来概括团队整理文书的过程。

文书散藏于乡村民众家中或县级档案馆，多为手写文本，混杂着方言俚语、异体字和民族语言记音，考释难度极大。“有时候一个字要研究半个月才能确定，比翻译外文著作找对应名词还难。”

为了保证考释的准确性，团队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反复与当地民族学专家研讨，带着这份“倔强”在山乡间寻找答案。“启功先生作为大书法家，还会向邮差请教认草书，我们更得虚心。有些字典上都没有的异体字，得反复查证，既要请教地方专家，也要请教村民。”张新民回忆，团队常带着问题下乡，找当地既懂汉语又懂民族语言的地方精英帮忙，把文书念给他们听，逐一核对字音、字义，一点也不敢马虎。

张新民介绍，早期的清水江文书，以民间买卖的白契为主，随着中央王朝力量的进入，加盖官印的红契逐渐增多，契约呈现出越来越规范的变化趋势。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契约，在文字书写、纸张方面都有微妙差异。“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清水江文书中曾发现过遵义人的买房文书，就像现在的遵义人在清水江流域买房置业；也发现了徽州文书的身影，还有晋商、赣商的买卖合同，能清晰看到各地交流往来的历史痕迹。”

面对数十万件浩繁杂乱的手写文书，张新民团队选择以“他者”的眼光为文书定位：借鉴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的整理经验，并发挥自己本来固有的优势。团队严格遵循文书的“在地性”与“归户性”原则编排，明确每件文书出自何县、何乡（镇）、何村、何户，从而最大化地保持其原始归户形态。同时，全书采用“文图对照”的形式，左边影印文书原件，右边对应整理考释后的规范文字，方便学者解读并厘清历史事实真相。

“把知识还给乡村”

“这些文书来源于乡村，最终还要回到乡村。”在张新民看来，清水江文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研究，更在于其内涵了大量的乡土性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经过系统性的整理和理论升华后，再以普遍化的形式返回乡村，必然能为当代乡村的发展提供极为重要的借鉴，反哺乡民。他介绍，文书里蕴藏着数百年来地方生计劳作、秩序运作、社会治理、生态保护、民族融合等的鲜活智慧与经验，“大规模地贯通汇集起来就是一部乡村生活的‘百科全书’，能清晰看到基层社会的运作模式和族群交往的生动历史。”

木材贸易是清代清水江地区的支柱产业，是重要的地方经济来源。在此背景下，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历史悠久，形成了种、管、伐、售、再种的可持续循环体系，当地森林覆盖率至今保持较高水平。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与社区治理经验，对今天的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极具启示意义。

“我们把这些知识加以系统研究和理论提升后，当然应该把它带着丰富性和可行性还原回去，让乡民重新受益。”张新民认为，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是一个“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循环过程。第一步是将深藏乡间的文献加以整理公布，供学界广泛研究，形成认知中国多民族社会的“西南视角”；第二步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最终，这些提升后的知识系统应反馈于当地发展，助力新农村合理建设与文化转化创造。

2011年，张新民从清水江畔的文斗苗寨带回几颗银杏树种，播种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围墙内外。这些来自文书故里的种子，在异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书院内的银杏树没有长起来，而墙外的6棵银杏树已经高过院外的围墙了。”张新民笑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些银杏树见证了我们与清水江两岸乡民的情谊，象征着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必然实现清水江文书从乡土社会中来，又向乡土社会中去的知识循环传承和提升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