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12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的文章《从“刊布”到“激活”——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由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和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资助，孔学堂书局出版。该丛书由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担任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历经10余年潜心钻研，对贵州清水江流域天柱县的7500余份文书展开系统整理与深度考释后完成。全书共三辑44册，为国内首部系统性整理清水江文书的专著。

“西南版敦煌文献”

清水江文书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文献为主，不仅有契约文书，更有账簿、官府文告、书信、族谱等，“蕴藏着当地社会运行的‘密码’。”

郑炳林在文章中认为，《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的出版，堪称中国古文书整理与区域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其宏大的规模、创新的范式和深远的学术价值，为学界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西南乡土社会的窗户。

郑炳林高度评价张新民团队在民间文书整理和考释上的新方法，认为相较于敦煌文献因流散而缺失的困境，“清水江文书的完整搜集与考释，展现了中国学者在本土文献整理方面的强大执行力。”而团队运用的“契约文书、传世典籍和田野调查三者结合互考互证”的学术方法，“不仅解决了清水江文书中方言俗谚混杂的释读难题，更提炼了具有普适性的方法，为徽州文书、龙泉司法档案等近世民间文献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郑炳林更把清水江文书称为区域史研究领域的“西南版敦煌文献”。通过这些展现近世西南地区乡土社会面貌的民间文献，“学界得以超越传统史籍的官方叙事，深入观察‘苗疆’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与民间社会的互动逻辑，以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融合轨迹。这种从‘小地方’窥见‘大历史’的研究路径，不仅丰富了中国区域史的学术版图，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研究亦具有启示意义。”

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清水江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崛起。“正如敦煌学曾推动过中古史研究的革新，‘清水江学’的发展，也有望激发学界对中国边疆与内地互动关系的重新思考。未来，随着更多区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史学界必将迎来新的面貌。”郑炳林如是说。

贵州的“冷门绝学”

以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多年来对清水江文书进行了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和深度考释。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新民说研究清水江文书是他意外闯进的一个学术领域：“2002年调入贵州大学后，由于各种偶然的机缘，我得知清水江流域遗存有大量民间契约文书，数量之丰厚完全可与徽州文书媲美，但如不及时抢救整理，完全有可能散佚流失。”自此之后，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抢救保护，并潜心研究清水江文书。

张新民认为这项艰巨的工作虽苦犹乐：“如同考古学者发掘文物遗址，还原历史的真实乃是必须的工作一样，研读文书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还原历史固有的真实。表面看文书都很琐碎枯燥，但一旦从中了解到乡土中国的真实，梳理出乡土社会知识与价值的系谱，又会感到乐趣无穷。”至于具体的工作方式，他说：“我想一方面要找到文书与文书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散见的点联成有知识逻辑关系的线，然后又将线联成有完整人物故事的面；一方面则要开展田野调查，接触乡民活生生的故事记忆，将田野资料与文书资料互证互印，最后才能还原历史真实。”

2025年6月18日，这套《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在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进行了新书发布。

贵州省文史馆原馆长、文化学者顾久在现场发言中认为，清水江文书作为“底层历史”的记录，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这些文书从经济的角度以及利益的角度，展现了生活在清水江流域的各民族如何通过日常经济活动实现紧密连接与融合。在顾久看来，文书提供了“真正来自民间的、底层的声音”，弥补了官方记载的不足。

全国学术界的专家们对《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均作出高度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盛赞清水江文书为贵州的“冷门绝学”。他指出，这批承载着清水江流域500年历史记忆的珍贵文献，不仅是地方文化深厚积淀的见证，其学术价值更足以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知名地域性史料比肩。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认为，“清水江文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古典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熊昌锟则说，清水江文书是理解乡土中华民族边疆与国家治理的重要窗口，它不仅承载了贵州边地的历史记忆，也参与塑造了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根基。他还认为“清水江文书彰显了学术公共化与社会转化的能力”，该研究在文献出版、学术传播和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生产体系，在公共史学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也对地方政府文化政策、档案保护意识、民族认同建设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学术创新，文献“复活”

除了《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近年来，贵州在保护传承各种文献遗产，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开展了大量生动实践。

于2016年正式启动的贵州省重大文化工程、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古籍文献丛书《贵州文库》，以精装点校、精装影印和线装影印3种形式，收录和整理贵州古籍文献（包括少数民族文献），填补了贵州古籍文献集成出版的空白。本着“精选精编精印”原则，《贵州文库》主要收录有贵州籍代表人物代表作品、非贵州籍人士在贵州工作生活期间的代表作品，以及其他涉及贵州的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作品。如此对本省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是贵州建省600余年来未有之盛事。

于2019年启动，由孔学堂书局出版的《阳明文库》，以阳明文化为核心，多角度、深层次挖掘阳明文化资源，高水准、全方位汇聚和推出海内外阳明学研究精品力作，填补了全国乃至全世界阳明文化研究成果系统性、规模性出版的空白。其中的“黔中王学”系列，努力挖掘阳明学在贵州的传承发展，以图书集成的形式向世界展现黔中学派对王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在王阳明龙场悟道的500年后，这部诸多方面在阳明学研究专著中尚属首创的集成式图书，是对王阳明当年的贵州足迹作出的庄重回应，也代表着对阳明心学所影响的今日世界、今日学术思想和世道人心所作出的“贵州表达”。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承贵通过《阳明文库》看到了贵州在学术传播之外的深意：“在阳明文化建设上，贵州省的雄心与作为，使其成为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大潮中的引人瞩目的标杆；而在践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理念上，贵州省则是无可争议的、出类拔萃的典范。”

2020年，由钱理群、戴明贤、顾久、袁本良任主编，杜应国为总纂，耗时8年终于出版的地方文化史志《安顺城记》，以全新的视野、观念和方法，聚合了安顺、贵阳两地的本土作者——涵盖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6代地方文化爱好者与研究者。

在2021年4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共同主办的“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与青年新锐研究者以《安顺城记》为例，共同探讨“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问题。与会专家把《安顺城记》定位为一部“融多学科为一体的新型地方志”，也是一部“由小地方、小人物撑起来的‘新史学’的尝试之作”，它“恢复了学科化以后的历史叙事中长久消失了的‘人’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一种“现代地方志的书写范例。”

钱理群因此感慨，贵州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由“被描写”到“自己描写自己”，再到“居于全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前沿地位”，这样的历史过程，大大增强了贵州人的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对于在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基础上建构“黔学”，钱理群认为挖掘地方文化史料是第一要务。他认为正如贵州安顺学者杜应国所说，要从两大方向入手：“一是从内部深度挖掘，搜寻各种散落在民间的文献资料，包括笔记、日记、家谱、信函、碑刻，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必要的口述史资料和历史遗迹；二是从外部搜寻各种外地、外省、外国人士有关贵州的文字记述。”在这方面，贵州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