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兵 陆巧芳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实现的伟大转折，既体现为组织领导和军事指导的调整，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也体现为党开始更加自觉地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检验原有判断、总结失败教训、形成新的决策依据。党通过总结挫折教训纠正脱离实际的军事指导，依据敌我形势变化调整行动，逐步争取战略主动。这一探索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实际，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今天，面对新的实践任务，同样需要把理论学习与实际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
在遵义会议中认识实事求是的真理力量
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长征初期屡遭挫折，到遵义会议后逐步争取主动，革命局势的变化，离不开对错误军事指导的纠正。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条件选择作战方向，随战场变化调整部署，逐步发挥出机动作战的优势。这一历程说明，在强敌围堵的严峻形势下，坚持从实际出发，使军事指导适应战争条件，是保存革命力量、摆脱危局的必然要求。纠正脱离实际的军事指导，是红军扭转被动局面的重要条件。湘江战役后，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原定向湘西前进的方向上又有敌军重兵堵截，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前进面临更大危险。敌强我弱的条件，要求红军更加注重集中力量、选择战机，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消耗。要保存革命力量、摆脱被动处境，就必须从实际敌情和红军自身条件出发，重新判断前进方向和作战方式，调整不相适应的部署。
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如何纠正，取决于能否正视失败、认真总结教训。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党围绕前进方向和军事指挥进行讨论，逐步调整行动。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提出提纲和意见，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转移中的军事指导错误，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得到多数与会者支持。对失败原因的辨析，关系到能否找到改变处境的着力点。只有正视主观军事指导与战争实际之间的矛盾，才能从失败教训中找到调整军事部署的方向。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进一步调整领导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贯彻正确的军事指导提供了重要保证。对失败教训的总结，与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的调整相结合，使符合实际的正确主张能够在组织领导下得到贯彻，为红军此后根据敌情变化调整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遵义会议后，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并未立即改变，红军却通过不断调整军事部署逐步争取了主动。土城战役中，因敌军不断增援、继续作战不利，红军撤出战斗，一渡赤水，向川南转进；随着长江沿线防守加强，川滇敌军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继续北渡面临更大困难；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变化，决定暂缓北渡长江，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黔北寻求战机。1935年2月16日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说明了调整作战地区、寻求有利条件作战的要求。与长征初期敌情变化后仍坚持原定方向相比，此时的行动部署更加注重实际条件，原定计划不再成为束缚军事行动的依据。二渡赤水后，红军取得娄山关、遵义战役的胜利；此后通过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转兵云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局势的转变并非来自敌我力量对比的突然逆转，而是在正确领导下对革命战争实际的具体分析、对部署的及时调整密切相关。红军在转移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使机动作战的优势逐步转化为战略主动。遵义会议前后的局势表明，坚持从实际出发、使军事指导符合战争条件，是保存革命力量、摆脱危局的必然要求。
在长征探索中深化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
长征中对错误军事指导的纠正，涉及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一论述表明，学习理论与研究实际不可分离，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脱离具体条件，机械套用理论结论，既不能正确认识现实矛盾，也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遵义会议及此后的革命实践探索检验了这一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独立探索革命的道路和办法。遵义会议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化了党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从实际出发，需要在掌握具体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各种条件之间的联系。长征途中的战略决策，既要分析敌我力量和地形条件，也要判断行动时机及其对全局的影响。行动方向和作战方式随形势变化而调整，保存革命力量、争取战略主动的要求始终贯穿其中。对这些经验的总结，有助于深化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及其规律的认识。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认为，总结革命战争经验，既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也要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更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说明，形成正确的军事指导，需要把具体情况放在相互联系中考察，认识影响战争进程的条件及其作用。长征为党总结革命战争经验、深化规律性认识提供了重要材料，丰富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经验。
长征时期的实践探索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从经历严重挫折又逐步打开局面，使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此后，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和经验总结的深入，这一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出经典阐释，把研究实际、认识规律与指导行动贯通起来，进一步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要求。从早期反对本本主义，到长征时期的实践探索，再到此后的理论总结，党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思想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征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积累的经验在后续革命实践和理论总结中得到丰富与深化。继承这一思想财富，需要继续把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在新的实践中研究和解决新的问题。
贵州在发展中贯彻实事求是的时代要求
新时代，面对的是新的发展条件、社会主要矛盾和治理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这既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要求，也体现了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以发展的理论指导实践的时代要求。党的二十大提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强调“六个必须坚持”，为分析复杂矛盾、把握发展规律、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问题中深化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为坚持实事求是、提高决策和工作水平提供了科学指导。
对贵州而言，坚持实事求是，要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实到山地省情和产业基础上。贵州从自身实际出发，找准比较优势、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集中力量建设“六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三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推动县域产业错位发展、协同发展，是根据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选择的发展方向。需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发展谋划和政策落实全过程。谋划产业应深入调查资源条件、市场需求和生产经营主体的实际困难，据此确定发展方向和目标。实施政策应加强技术研发、生产组织与推广服务的衔接，使各项举措适应实际生产条件。评价成效应重点考察制约发展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产业效益和群众收入是否得到改善，并根据实际效果调整完善措施。把因地制宜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才能将遵义会议和长征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精神，转化为破解发展瓶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遵义会议前后发生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表明，面对复杂形势，只有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和深化认识，才能把正确主张转化为打开新局的行动。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需要坚持实事求是，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提高研究问题、把握规律、解决问题的能力。贵州则是要立足山地省情和发展基础，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在破解现实难题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李传兵为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贵州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