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远平 汤皓然

大保护格局，对“四大文化工程”的深入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珍视遗产与生活长期相伴的关系，用好数字技术增强保护的基础能力，不同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承担责任。

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体现的是保护观念和工作方式的整体转变。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对于文化遗产类型多样、资源富集的贵州而言，贯彻《规划》要求，需要进一步把分布于不同地区、分属不同门类的文化遗产联系起来，使保护工作进入城乡建设、社区生活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各个方面。

2023年7月，省委部署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大文化工程”。这一部署为贵州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立了基本抓手。《规划》提出的大保护格局，则对“四大文化工程”的深入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大保护，不是简单增加项目数量、扩大展示规模，而是拓展保护对象、参与主体和协同范围，使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整体保护，使文化遗产继续存续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应当珍视遗产与生活长期相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文化遗产能够“活起来”，关键在于它仍然被人们使用、讲述和传承。苗绣在农家里穿针引线，侗族大歌在鼓楼里传唱，屯堡地戏在村寨中开演，都是贵州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具体形态。这些文化遗产并非脱离现实生活的旧日遗存，而是各族群众在生产生活、岁时节庆和邻里交往中共同维系的文化传统。

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需要用好数字技术增强保护的基础能力。《规划》要求：“推动人工智能、卫星遥感、无人机、实景三维、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提升数智化保护水平。”贵州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具备发展数字技术的基础条件。数字技术可以用于文化遗产资源调查、档案整理、监测预警和知识传播，也可以为传统技艺的记录与学习提供新的方式。当绣娘的针法被完整记录，歌师的唱腔得到分类保存，村寨建筑和文化空间实现连续监测，数字技术便进入了保护工作的具体环节。技术应用还应吸引年轻人参与，使他们在资料采集、数字整理和传播实践中了解本地文化，并与掌握传统知识的年长者建立更加稳定的交流关系。

文化遗产保护还需要不同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承担责任。《规划》明确：“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履职尽责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格局。”贵州在推进“四大文化工程”过程中，需要加强文化和旅游、文物、住房和城乡建设、民族宗教、教育、自然资源等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同，把资源调查、城乡规划、修缮保护、学校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衔接起来。同时，应当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作用，使保护责任进入具体单位、具体社区和具体项目。

衡量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是否形成，既要看资源名录、保护项目和制度建设，也要看文化遗产能否继续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当苗绣仍有人制作，歌声仍有人传唱，村寨仍保有自己的生活秩序，年轻人仍愿意了解并接续这些文化传统，保护工作才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贵州以“四大文化工程”为抓手，把文化遗产保护同群众生活、社区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使文化遗产得到系统保护，并在时代发展中延续贵州各族人民共同守护的文化根脉。

（作者肖远平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汤皓然系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