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诗宗 聂建云 汪国锋 冷赛楠

大渡河的水，比课本里写的还要急。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怀着沉甸甸的敬意，顺着大渡河的涛声步入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景区，秋日的阳光打在河面上，涛声沉沉。道路两旁青山披绿，路灯被做成红旗的模样，景区门口的红色亲子乐园里，孩子们可以“重走”微缩版的长征路，寓教于乐中回望那段历史。

向前行进，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前广场上，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碑体一尊半圆雕的红军战士头像炯炯双目凝视着河岸，日复一日。

来此之前，课本留给我们的“强渡大渡河”，不过是几行字。站在这里才知道，那时的大渡河河面宽达300米，水深10余米，平均流量1500立方米/秒，积雪融水让水温接近零度，水势异常凶猛。

在历史叙事中，这里曾是过往英雄的终结者。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此渡河未成全军覆没。1935年5月，它成了横亘在红军面前的一道天险，面对追兵与合围，北上的路只剩这一条，过不去便是绝境。

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内，一艘长10.5米、宽2.2米的木船，沉默地卧在玻璃后面，船头高高翘起，船身呈新月形，它是当年红军17勇士强渡大渡河乘用船只的复制品，原件早已沉入历史的河底。讲解员告诉我，船之所以“翘首”，是因为大渡河没有固定码头，船靠岸时船头必须始终保持向上，才能稳住船身、方便上下。

一条船的设计，是在跟一整条河的脾气较劲。

1935年5月25日，面对敌军在大渡河对岸的重兵设防，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十七名勇士，在连长熊上林的率领和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同乘唯一一条木船，在炮火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劈流破浪，强渡大渡河。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率领佯攻部队从冕宁泸沽出发，攻占了安顺场下游的大树堡渡口，牵制汉源县方向敌军主力，成功掩护了先遣队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

激流强渡，大渡河上留下的不仅是一段向死而生的英勇壮举，更是一段同舟共济的生死情谊。那艘强渡的小船上，同勇士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当地船工帅仕高，渡江过程中，他自告奋勇担任第一船主舵手，载着勇士驶入激流。船到河心卡在礁石上，离对岸碉堡仅百米，他毅然跳入激流，用后背死死顶住船身，将船从礁石上推开，冒着生命的危险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

如今回看，强渡大渡河不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一艘船是明面上的搏命，一场佯攻是暗处的棋局，划桨的手是无畏的底气——他们在1935年5月的大渡河，完成了一次生死相托的默契配合。那时，船工们用翘首木船把红军送过天险；如今，这片土地上的人用另一种方式“渡河”——用大坝锁住洪水，用公路连起峡谷，用一代代人的肩膀，把当年那条凶险的河，变成了一条滋养的河。

大渡河的水还在流，河还是那条河。但河边的人，已经不是1935年那些在枪弹里拼命的人了。他们坐在干净的石阶上拍照打卡，在红色亲子乐园里陪孩子“闯关”，红色文旅的烟火气里，透着最朴素的安乐与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