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册中，王若飞的名字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他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他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奉献了全部力量，践行着“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誓言。

从贵州少年到共产主义战士

动荡年代的爱国萌芽。王若飞原名王荫生，1896年10月11日出生于贵州安顺县城北街，因喜《木兰诗》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之句，改名度，字若飞。七岁时，王若飞被舅父黄齐生接到贵阳，入读传播新思想的达德学校，开始接触到进步书籍，厚植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该校毕业后，他当过书店店员、矿务局文书、会计和小学教员，生活的经历让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了贵州革命党人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1915年冬，与舅父奔走于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斗争中。当革命果实被军阀篡夺后，他开始思索更彻底的救国之路。

逐渐确立共产主义信仰。1917年冬，王若飞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生，次年东渡日本入读明治大学。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开始搜罗、阅读社会主义刊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王若飞因不满日本军国主义愤然回国，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同年10月，随黄齐生赴法国勤工俭学，踏上了寻找革命真理的新征程。

在法国，王若飞先后在圣夏门钢铁厂、蒙达尼橡胶厂等做工维持生计，历经失业、饥饿，亲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工作之余集合同志研究社会主义书籍，参加法国职工会活动，结识了赵世炎、陈延年、蔡和森等。1922年6月，王若飞与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旅欧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骨干，编辑出版刊物《少年》。同年，由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参与组织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者。1923年，王若飞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4月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在这里，他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发表《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亲美派的中国人听着》等文章，揭露中国内政混乱本质，呼吁国人觉醒抗争。

1925年春，王若飞回国，5月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随后前往河南开展党的工作。10月至1926年3月，担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他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河南、陕西等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动组织农民群众，建立了多个工会、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中共豫陕区委所辖区域在王若飞的主持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党组织得到壮大，成为全国国民革命工作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1926年7月，王若飞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秘书长），后参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指挥南市区工人起义并取得胜利。

在革命中淬炼成长的不屈斗士

大革命的中流砥柱。1927年，大革命陷入低潮，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王若飞出席中共五大后，临危受命，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兼农委主任，奔波于长江两岸的江苏南通、无锡等地，贯彻八七会议指示，开展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以配合全国的革命斗争。由王若飞等人领导的江苏农民暴动，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为江苏地区革命斗争深入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

1928年，王若飞出席中共六大，并在发言中总结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斗争形势、八七会议前后的教训等，对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所犯错误进行客观评价，并对自身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作自我批评。中共六大结束后，王若飞进入列宁学院学习，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在列宁学院学习期间，努力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虽受清党运动冲击，仍坚定革命信仰，关注国内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铁窗里的革命斗争。1931年7月底，王若飞以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员身份回国，开展陕甘宁绥一带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工作。他化名黄敬斋，于9月底到达归绥（今呼和浩特），后以商人身份在包头开展党的民族工作，起草了“告全旗蒙民书”，组织农牧民进行抗租抗税斗争，大大推动了包头地区蒙汉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同年11月，不幸被捕，开始了长达五年零七个月的牢狱生涯。在狱中，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试图让他背叛革命。王若飞始终坚贞不屈，展示了共产党人“生为真理生，死为真理死，除了真理，没有我自己的东西”的壮烈气概。

在狱中，王若飞给妻子李培之的家书中写道：“一息尚存，终当努力奋斗”，表明其坚守革命信仰的决心。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狱友开展学习、斗争，讲解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大家坚持锻炼身体，时刻准备为革命斗争。期间，撰写《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民族问题》《怎样开展红色游击战争》等文章，还向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写信，力劝傅作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坚决地抵抗。

抗战大业的幕后功臣。1937年，在党中央的营救下，王若飞出狱后立即奔赴延安，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等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他深入探索和研究边区的游击战争和土地政策，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等文稿，撰写《边区各地在召开边区议会运动上应做的工作》《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等文章，对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探索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凝聚抗战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4年，王若飞作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期间，他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展示了突出的工作能力和个人魅力，进一步扩大党在大后方的影响。

为人民解放的最后征程

参加重庆谈判，为和平建国艰难斡旋。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建国。王若飞随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同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代表就政治会议、国民大会、省区划分、重划受降区和缩编军队等重大问题前后进行12次谈判，展现出卓越的谈判技巧和政治智慧，为中共争取了合法地位和权益。10月10日，他同周恩来以中共代表身份在《政府和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上签字。此后，国共双方又围绕停止内战问题进行磋商，次年1月，王若飞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和国民党方面代表会谈停战问题，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至31日，他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推动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试图为中国设计和平建国的蓝图，但最终因国民党破坏而未能全面落实。

黑茶山失事，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1946年4月8日，王若飞携带着中共代表团关于宪法草案、国民政府改组等问题的最后方案，与叶挺、邓发、秦邦宪等同志从重庆乘机返回延安，准备向党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临回延安前，他向周恩来同志道别说：“一切要为人民打算”。飞机起飞后，遭遇恶劣天气，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王若飞等17人全部遇难，时年50岁。

王若飞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高度评价了王若飞等同志的革命精神。周恩来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了一种力量，失掉了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表达了全党对王若飞同志的深切怀念。

永恒的精神丰碑

王若飞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灵活运用，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他提出的“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生动写照。他身上体现出的坚定信仰、担当精神、为民情怀和崇高气节，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王若飞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为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不懈努力。

王若飞同志的革命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对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我们要学习王若飞同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学习他勇于担当的精神，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学习他深厚的为民情怀，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学习他崇高的革命气节，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

（执笔人：章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