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坤

如果说乌江盐油古道犹如一条绵长缎带，那么散落在峡谷两岸的古老渡口，则是缎带上串起的珍珠。

河闪渡这个古渡口，长期在服务两岸民众、保障商旅往来中发挥重要作用。回溯历史时期形成的义渡交通模式，可窥见地方水陆交通史上民间公益的基层治理智慧。

义渡的出现

河闪渡上游几公里的地方，凤冈县漆坪村境内，一座高山巍峨挺拔，俯视江面，这座山因有一岩石酷似公鸡而被称为“石鸡公岩”。河谷间，两岸数百米高的悬崖峭壁向南北延伸，酷似“大鹏展翅”，俨然一幅天然画卷。

当地流传着“石鸡公岩”的古老传说，藏着两岸百姓渡江筑桥的夙愿。

相传古时天上有一位仙人，怜悯乌江百姓渡江跋涉之苦，星夜奔赴远山，欲挑运两块巨石横跨峡谷、搭建长桥。就在工程即将完工之际，当地土地神贪图清闲，担忧桥成之后往来人流不绝、事务繁杂，便暗中模仿雄鸡啼鸣。仙人误以为天将破晓，为避世人知晓，仓促弃石离去，一石沉入江心杳无踪迹，一石留存乌江北岸，被当地人称作“仙人磴”。雷公听闻原委勃然大怒，认定是石鸡公作祟，劈断石鸡公之首。

乌江两岸山高谷深，古时汛期洪水肆虐、水势凶险，加之筑桥工艺简陋、民间财力有限，跨江长桥的愿景始终难以实现，木船摆渡便成为乌江流域长久以来的交通常态。

河闪渡作为水陆要津，摆渡历史源远流长。研究显示，古代渡口的摆渡，通常分为官渡、义渡、私渡三种。清同治《崇阳县志》载：“津要之所，地方有司造船以济往来，曰官渡；自里中好善者为之，曰义渡。”其中，官渡由官府出资营建、维系，主要服务官差公务；义渡分为民设、官督绅办两类，一律免收常规渡资，且多立碑为证、公示于民；私渡以盈利为目的，常随意抬高渡资、牟利经营。清代中后期，义渡成为贵州渡口的主流。

义渡是普惠乡民的公益事业，由专职渡夫为往来行人、商旅提供摆渡服务。相关研究指出，义渡雏形早在宋代便已出现，历经元明两代逐步发展，至清代乾隆年间迎来鼎盛，兴盛局面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

义渡的长效运转离不开稳定的经费支撑，渡船修缮、船只更替、渡夫口粮、日常运维等各项开支繁杂，无持续经费则难以为继。其经费不取之于渡客，主要依靠民间多元募捐与固有产业收益维系，来源分为三类：一是义渡初创及后续修缮的民间捐款；二是专属田产的年度地租收入；三是铺屋租赁、银钱生息等动产与不动产的增值收益。每逢渡口运维受阻、船只破损、设施荒废，乡民便会再度募捐，用于渡口维修、重建与产业扩充，保障义渡公益功能持续。

民国《石阡县志》记载了石阡境内渡口大多是义渡的情形。如，龙底渡，位于城南门外一里多，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郡守张圣弼恢复此渡，渡口共有四份田产；府前中渡，原本没有固定经费，经乡绅罗宗亨、李启福等人倡议募捐，才拥有了常年经费；白岩渡，位于城南十五里，渡田共四处；桥口渡，位于城北十里，旧时设塘驻兵之处，渡田共八坵；水口渡，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贡生吴德俊等人募资重修，并购置了渡田。

河闪渡西岸码头现存三通清代石碑，分别为雍正八年（1730年）《施田犵闪渡永作修船碑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吴公义渡碑》《善缘普渡碑》，留存了当地义渡从民间自发运维到官民共治的发展脉络，是乌江流域义渡的鲜活物证。

楚商陈大台捐田

《施田犵闪渡永作修船碑记》详细记载了乡绅捐田兴渡、以田养渡的善举与规制。旧时河闪渡是石阡府与龙泉县（今凤冈县）商旅往来的必经要道，渡运需求旺盛，但渡口长期面临运维困境：渡船破损无资修缮，渡夫口粮微薄、生计艰难，灾荒之年更是难以为继，时常陷入停运荒废的境地。

迁居河闪渡的湖北客商陈大台，目睹百姓渡江之难、渡口运维之弊，决心打破临时募捐、被动修缮的局面，为义渡谋求长久存续之道。为此，他购置水田，确立了长效稳定的运维模式：以一块水田作为义渡恒产，每年将田租收入对半拆分，一半用于补贴渡夫日常口粮，另一半专项留存，用于渡船修缮、定期更替。渡船每五六年更新一次，田租收益恰好可全覆盖相关开支，破解了义渡经费短缺、运维无序的难题。

更为珍贵的是，这通石碑既是功德碑，更是规范清晰的乡土契约碑，为义渡恒产筑牢了产权与制度根基。碑文完整记录田地交易全过程：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姜大维以十五两纹银购得涉案田地，后十六两转售予陈大台；雍正三年（1725年），原业主追补地价，陈大台再添三两纹银，前后共计耗费十九两纹银，彻底厘清田地产权归属。

碑文详细记录田地四至边界、应纳粮税、交易约定，明确姜氏家族不得异议、不得赎买，杜绝产权纠纷。同时，碑文立下严格的田租管理、账目交接权责，严禁管事人员私吞租谷、怠于修缮，以此保障义渡正常运转。

这套无官府强制干预、无财政拨款支撑的“以田养渡”模式，依托乡土精英主动担当、乡民同心共治，充分彰显了传统乡土社会弘扬善举、共建共享的治理智慧。

除田租主营模式外，当地还衍生出“打河粮”的运维方式，民国《石阡县志》记载：“洋溪渡，位于城北十二里阡河合流处，渡夫的口粮由附近居民在秋收后每户捐谷四五合不等，俗称‘打河粮’。”民间量力相助、多元补给，进一步夯实了义渡的民生根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河闪渡一带仍然有“打河粮”的习俗。

知府吴寿龄造渡

岁月更迭、时局变迁，清代咸同战乱席卷贵州大部分地方，乡间田产歉收、租谷锐减，河闪渡民间自筹的运维体系难以为继，陷入码头残破、船只老旧、运维乏力的困境，仅凭民间力量已无力维系义渡正常运转。直至光绪年间，石阡知府吴寿龄的到任，为衰败的古渡开启了官督民办、官民共治的治理模式。

《吴公义渡碑》记载：

“公讳寿龄，由曾选进士，考授京官，历任检察御史，光绪十七年以刑科给事中出守斯郡，越明年调署镇远，十九年复还本任。”

民国《石阡县志》亦载：

“吴寿龄，光绪十七年履任，山东拔贡，十九年再任。”

出身京官、历任要职的吴寿龄，山东人，以拔贡出身担任低级京官，后调任刑科给事中，又外放出任石阡府知府。乾隆《石阡府志》说他不积压诉讼案件，凡案到即审。每逢考核士子、评阅文章，他口头讲解、手势比划悉心指点，就如同私塾老师对待自家学生一样，百姓有时都感觉不到他是位府级官员，留下一个爱民亲民的形象。

光绪十九年（1893年）秋，他亲临河闪渡实地踏勘，目睹百姓渡江艰险、渡口衰败破败，决意全面重整义渡、重振民间公益。

《吴公义渡碑》载：

“郡治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穷乡僻壤无不戴其德泽，是年秋，因公造渡所，根究斯渡颠末，遂□前首事，协同团绅督成义举，奉公者奖之，妨善者惩之，俾临□无望□之，□抑亦惠政济人之一斑云。”

吴寿龄以官方权威赋能民间善举，联动地方团绅、渡务首事，整合各方民间力量，建立奖惩分明的运维机制，嘉奖履职尽责之人，惩戒破坏公益之举，推动古渡公益事业重焕生机。

同样刻立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善缘普渡碑》，完整留存了此次官民共治的公益史实，详细罗列各界捐资名录与数额：

“黄大相、谢德仁、吴仕文、杨先学四人各捐银十两。刘明忠助银陆两、吴世顺、吴世岐各助银五两。杜应科、罗天知、黄藩、梁仕德、吴王二姓、李国贵、李学元、刘开元八人各助银五千文。陈祖荣、王德元二人各捐钱十二千文，陈国尧捐钱八千文，佘宗碧、佘宗仙、熊绍扬、吴世才、陈朝辅五人各捐钱拾千文。吴世男、李占有、王朝有、王锦德四人，各捐钱六千文，罗尚金捐钱四千文，黄大齐捐钱二千文，王大铨捐钱□千文，王仁先、邹学各捐钱五千文。光绪十九年捐输二款，桶口税局本庄分局徐华廷、徐安宇、李廷高、李崇芝共捐钱三拾千文，王德昌捐钱十千文。”

从捐款名单来看，数额可观。乡绅大族和乡民慷慨解囊、量力相助，就连桶口税局本庄分局等官方机构也参与捐资。民间力量与官方同心聚力、各司其力，为渡口运维筹措了充足经费，构建起共建共享的地方治理格局。

民间义渡的乡土智慧

河闪渡义渡能够持续存续，离不开权责明晰、运转规范、分工协同的民间治理体系，其中渡会组织的规范化运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清代中期，乌江流域逐步形成“因渡成会”的治理传统，渡会作为专门管理义渡的民间公益组织，以乡绅、地方精英为主要力量。他们兼具财力、声望与公信力，上可对接官府、争取政策与资源支持，下可凝聚乡民、统筹民间力量，是联通官民、衔接政务与民生的重要纽带。

渡会实行标准化、规范化分工管理，推选品行端正、处事公正的地方士绅担任“首事”，定岗定责、各司其职，全权统筹渡口田产管控、租谷收支、船只修缮、经费调配等全部渡务。为杜绝日久生弊、懈怠渎职，渡会设立任期更替制度，定期轮换管事人员，持续保障渡务公平公正、长效有序。同时，渡会针对渡运安全与公益属性制定严苛规约，并勒碑公示、全民监督，严禁渡夫私收渡资、勒索乡民，严禁恶劣天气摆渡、超载载客，以刚性制度坚守义渡公益初心、守护百姓渡江安全。

据《善缘普渡碑》记载，彼时河闪渡渡会由吴道南、郑嘉谟、陈国望、黄大相、吴兰芳等六名乡绅组成管理团队，负责渡口的管理运维。

在整套渡运治理体系中，渡夫作为公益服务的最终执行者，由渡会首事公开招募、规范管理。由此形成了乡绅筹产固本、首事依规治渡、渡夫尽心服务、官府兜底护航的多维治理体系，多方力量协同发力，构建起分工清晰、高效有序的基层治理格局。

纵观百年历程，义渡的普及极大减轻了百姓出行负担，完善了古代乌江流域乡村公共交通体系，是传统乡土社会惠民利民、基层自治的生动实践。

如今，时代变迁、交通迭代，河闪渡上空县道大桥、高速特大桥凌空飞架，昔日天堑变通途，木船摆渡的场景已然退出大众日常生活。

古老义渡虽已退出交通主舞台，但三通碑铭中沉淀的多元协同的治理智慧，穿越百年风雨、历久弥新，为当代乡村基层治理、公益事业长效发展，留存了厚重珍贵的乡土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