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坤
“乌江滩连滩，十船九打烂。”这句民间谚语，写尽千里乌江自古浪涌礁横、行舟艰险的苦楚，却从未阻隔先民互通有无、往来贸易的脚步。
早在东周时期，乌江便开启了有据可考的大规模水运开发，《华阳国志》载：“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中华书局出版的《华阳国志全注全译》称涪水又作“涪陵江”，即今重庆、贵州境内之乌江。由此可见，当年秦国依托巴蜀水系，一举打通巴蜀通往黔楚的水上通道。
此后两千余年间，滔滔乌江慢慢成长为连接巴蜀的盐油古道，坐落于石阡与凤冈交界之处的河闪渡，便是这条盐油古道上盐油互通的珍贵遗存。
江东之的夙愿
自古以来，贵州群山阻隔、水路壅塞的桎梏长久束缚着一方发展。
明清时期，外来官吏将贵州视为畏途，始终盼着疏浚乌江中上游滩险，打通川黔物资流通的水上命脉。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贵州巡抚江东之赴任伊始，寻访乡绅耆老、平民百姓，细细问询地方兴革要务，民众建言疏浚城南南明河河道，连通乌江干流，贯通川黔水上通途，其文集《瑞阳阿集·开河檄》这样记载：“余奉敕抚黔，下车，问民事兴革，佥曰：城南有水，可达思南，兴人徒以开浚通舟楫，为黔万世利。”
江东之随即委派游击将军杨国柱全权负责河道踏勘、工程规划。在江东之心中，若河道顺利修成，水运通达四方，江上商旅舟楫络绎不绝，赴任仕人不必再为山路崎岖、归途难行而慨叹，往来行旅也不用再承受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的劳苦。
他满怀期许，相信贵州依托这条贯通南北的水道，“山泽材盐，国家之宝二美并兴，千载一时”，未来定能与四川、湖广比肩富庶，跻身天下丰饶沃土之列。
遗憾的是，受限于明代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水平，全线通航的宏伟蓝图未能实现，但江东之实地勘测、统筹规划的一番举措，展现了明代贵州官员打通西南水运枢纽的远见卓识。文中 “国家之宝二美并兴”一句，足见当时贵州官方对交通改善和商贸流通的重视和期许。
商贾云集的河闪渡
民间流传一句老话：“川黔盐道，盐行夜郎。”描摹出这条与茶马古道齐名的乌江盐油古道上，曾经帆影云集、商贾辐辏的图景。
历史上贵州本土不产盐，民间将食盐唤作“盐巴”，这一地方称谓，道出黔地食盐大多仰仗川渝输送的历史渊源。
关于川盐入黔的脉络，在清光绪年间黔籍名臣丁宝桢所著《四川盐法志》中有清晰记载：
“至顺元年十一月壬申朔，云南行省言：亦奚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忽叛乱，盐不可到，马多病死。诏令四川行省以盐给之。考至元二年，置亦奚不薛总管府，是为贵州食川盐之始。”
亦奚不薛总管府管辖的地方为今毕节、贵阳一带，古时也称“水西”地区，这是贵州得到朝廷正式支持食用川盐的开始。元至顺年间（1330年—1333年），亦奚不薛境内官马饲养全然依赖川盐供给，一旦战乱阻断盐路，大批官马便会因缺盐染病而死，足以说明食盐对于贵州军政、民生的重要性。
明代贵州建省后，外来人口逐年增多，民间食盐需求持续上涨，客观上助推乌江盐油古道走向兴盛。但民间盐价居高不下，“斗米斤盐”成为常态，贫寒人家无力足量购盐，只能依靠“滚滚盐”(把盐巴包在布里，只在煮汤时放在锅里煮一下)、“望望盐”(将盐巴用绳子吊在桌子上方，吃饭时吃一口菜就望一下盐块)勉强度日，沿江各大渡口集散食盐的功用愈发不可或缺。
从史料记载看，清朝顺治年间至乾隆年间应为河闪渡码头历史上盐油贸易最为繁荣的时期。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所撰《盐法考》中这样描述：
“至明末崇祯十一年……顷因射洪之盐不通郁山，四井所产有限，且行盐之地止在思南附近，商贩寥寥征收无几；顺治十七年，始分设抽收以所收多寡起解布政司。若夫行盐地方，先年射洪盐广商多、船运不绝，由思南装至葛闪渡，起旱路瓮安、余庆而上，以至黄平、平越；由石阡、镇远以至兴隆、清平各府州县卫所、场市，无不通行。自射洪一路不通，不过思南一府行盐，川南之盐由遵义者不胫而走，淮海之盐由辰沅者，舟载以入……”
寥寥数语，勾勒出四川射洪盐业兴衰与河闪渡商贸的密切关联。清初射洪盐商云集、舟船往来无休，当地所产食盐经水路运抵葛闪渡，再转陆路送往黔东、黔南城乡市集，可见当时川盐经河闪渡中转、分销黔中各地的运销网络十分发达。清代中后期，自射洪盐路不通后，盐运销售不过思南，范围大幅缩小，此时两路盐品抢占贵州市场：一路是川南食盐，经遵义陆路流入黔中；另一路是淮盐，沿辰水、沅江水路运入黔东。
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依照川盐入黔行进线路，划定永、仁、綦、涪四大口岸，四个口岸对应到现今地名分别是叙永、赤水（清朝中叶为仁怀直隶厅）、綦江、涪陵。乌江航道归入涪岸运线，盐船自涪陵溯江而上，途经彭水、龚滩、沿河抵达思南后，分两路转运，其中一条航道沿乌江直达河闪渡，再经陆路分销至石阡、凤冈、余庆、黄平、镇远等地。整条航道之上物资双向流通，上行船只满载川盐、江南布匹与各色百货，下行货船则外运桐油、棬子油、生漆、朱砂、金银花、五倍子等山中特产。民国《石阡县志》记录了当时的贸易情况：“葛彰司产棬子甚多，其油由乌江出四川。”“金银花、桔梗、厚朴、龙胆草等项出售四川。”
持续繁荣的商贸往来吸引大批外地客商定居渡口。清雍正年间《施田仡闪渡永作修船碑记》，记下一段暖心旧事：湖广宝庆府武冈州商人陈大台在此经商多年，见渡口渡船年久失修，客商百姓渡江出行不便，便自掏银两购置田地，将田产作为义田，以田租补贴船工生计、承担渡船修缮开支，还与兄弟陈大占、陈大右一同刻石立碑，昭告后世。
频繁的商贸往来，让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客商沿乌江两岸落地生根，万寿宫、禹王宫、川主庙（又称“万天宫”）等异乡会馆在石阡境内次第修建，四方方言、民俗技艺、手工行当在此交融共生。
川主庙是供奉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治水先贤李冰的祠宇，直观印证此地聚居着大量巴蜀客商。河闪渡上游几公里处的乌江新渡口北岸，天桥镇漆坪村旧寨组至今仍留存一座清代木构庙宇，庙宇旁立有嘉庆十年（1805年）《同结善缘碑》，碑文载明此庙名为“万天宫”。碑文将此地地名称作“庙湾”，足以佐证万天宫始建年代要早于嘉庆年间。由此可见，清代初期河闪渡一带，便已聚集大批川籍盐商在此安家立业、繁衍生息。
乾隆《石阡府志》证实了这一点，云：“阡自明设府以来，外省人迁居此地者甚多，苗民渐少……康熙二年撤葛彰司，五十年撤苗民司，雍正八年撤石阡正司，惟留副司以理苗，是时江南、江西、川楚等省之人相继入黔于兹。”
古遗址的遐想
江水悠悠流淌，翠竹掩映之下，河闪渡古遗址静静依偎在乌江两岸。思林电站蓄水之后，两岸成片明清商号、古旧码头以及居民屋基大半沉入浩渺水波，唯有西岸斑驳的石砌地基、蜿蜒的古驿残道静卧其间，让人浮想联翩。
2008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思林电站建设工程，在乌江两岸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梳理出古渡聚落格局、古码头、隐秘暗道与成片商铺基址，出土的各类实物史料，系统印证了当年古渡的繁荣景象，其考古成果收录于《贵州田野考古报告集（1993—2013）》。
考古报告记载，乌江以西凤冈境内的西岸院子遗存，总面积达11375平方米，所有建筑自江岸逐层向上抬升，整体呈阶梯L形布局，一条“之”字形青石板石阶直通江边码头，成片规整的长方形石砌屋基错落排布，部分商号残存围墙高达四米。
石阡境内的东岸河渡组遗存规模更为宏大，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沿江水岸呈长条带状铺展，考古工作者共清理出31处保存完整的石构房屋基址，配套护坡、高大围墙、临江码头石阶，还有西南古渡口极为罕见的地下暗道系统。经考古探明，地下主暗道全长35米，密布纵横分支通道，连通后山与江面，兼具货物转运、避险功用，设计颇为精巧。
东岸神仙洞口立有一块《河闪渡遗址备忘碑》，为2008年石阡县人民政府所立，碑文清晰记述：东岸古渡遗存包含明清古街、大型盐仓栈房、巨型石碓、五十斤商用石秤砣、成片清代墓葬等；西岸盐商聚落规模与之相当，盐号、客栈、车马店、庙宇连片排布。石阡岸“大字号”、凤冈岸“可字号”两大老牌盐号隔江对峙，连片商贸建筑共同构筑起完整成熟的江边集镇格局。这些盐商文化遗产，正是涪岸盐道上最具代表性的遗存之一。
与盐商码头遗址相伴相生的，还有向四方延伸、水陆联动的古驿道脉络。
据凤冈县文史学者周君考证，以渡口为原点辐射出数条古驿道，织就水陆联运网络：西岸从渡口向漆坪村延伸的古驿道，至今仍留存五公里完整条石路面；东岸古驿道尚有两百米遗迹完好保留。数百年间，马帮、挑夫长年往返奔走，坚硬的石板路面被脚步打磨得光滑莹润，深浅不一的凹痕，都是当年盐运熙攘最直观的实物印记。
离河闪渡西岸渡口1.5公里左右，有一个叫复兴场的地方，曾经是盐商贸易的一个集市。如今虽已荒芜、几无踪迹，唯有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修建的石桥留存至今，桥面碑刻密密麻麻镌刻数百名乡民捐银名录，足以想见当年集市的热闹光景。
不幸的是，河闪渡的繁荣盛景，在清朝咸同年间戛然而止。那时，连年不断的农民起义遍布全省，河闪渡也难逃厄运，战火焚毁大批盐仓民居，盐商纷纷逃离，千年古渡元气大伤，商贸规模日渐萎缩。
待到清光绪年间石阡府城龙川河航道疏通，河闪渡的商贸客流持续分流，渡口愈发萧条沉寂。
抗日战争时期，乌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乌江航道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乌江一跃成为保障西南后方物资供给的水上生命线，河闪渡则承担起粮盐中转的重任。
2022年，根据当地89岁的文廷阶（今已去世）口述往事，还原出民国年间渡口鲜活盛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渡口每日停靠往来木船十余艘，往来客商百余人，各地口音交织；江岸半坡依山而建六十余户民居，层层石阶蜿蜒直通山腰，整日人声鼎沸、热闹得很。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公路交通网络逐步铺开，汽车陆路运输灵活高效，传统木船水运的优势逐渐消散。
如今，那些浸透盐霜的青石断垣、残存零落的屋基、代代相传的渡口传说，跨越漫长岁月长河，娓娓诉说着盐油古道的商贸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