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远福 向辰安
2026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为表现内容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后，引起相当的关注和讨论。长久以来，长征在不少青少年心目中，更多是历史课本上的文字表述。“四渡赤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这句话耳熟能详，可对历史上发生的战役背后的艰险、博弈与抉择，却很少有青少年能清晰概括。
红色题材电影要让现在的年轻人真正看懂，首要的功课是打破复杂军事信息的认知壁垒。《四渡》最鲜明的艺术突破，在于它把以往主旋律电影最难表现的军事逻辑和战争思维，转化为青少年群体直观可感的视听语言系统。四渡赤水最难拍的地方就在于这一历史事件过程中的“变”与“乱”。整个战局涉及黔、川、滇三省交界，敌我兵力纵横交错，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极易拍成红军在大山泥泞里不停跑动的疲惫战。为破解复杂战术的理解门槛，《四渡》主创团队贴合当下青少年文化消费的习惯，将微短剧、网络游戏的元素，合理地融入电影的情节之中。影片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博弈过程以数字化的沙盘推演、战棋转换，采用类似战略博弈游戏的全局俯瞰视角，通过动态沙盘推演直观呈现四渡赤水的兵力调度与战术迂回，将抽象的军事观念呈现为精彩宏大的视觉场景。在娄山关战斗的段落里，影片打破平行视角，让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虚拟空间里形成了隔桌对峙、激烈交锋的跨时空博弈。此外，影片巧妙地利用数字化的三维地形、微型沙盘和动态兵力图示，把分层兵力、地形、路线直观铺开，这种视角像极了当代青年在策略类电子游戏中所习惯的视角，把看历史转译成了极具参与感的战术对弈。影片通过充满想象力的数字场景表达，把抽象的战略博弈具象化，让年轻观众看到了战争片不一样的叙事方式。这种数字化影像精准呈现战争场景，为青少年群体提供了充满沉浸质感的视听感受，这是电影上映后获得青少年观众积极呼应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影片在叙事结构上也别出心裁，采用三线交叉的叙事模式。这里既有红军高层决策者在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的排兵布阵，又有敌方不断更新情报后的调兵部署，还有基层红军战士奋勇激战的细节画面。《四渡》在人物塑造上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它精细刻画英雄人物的内心苦闷以及伟人形象的多维度。刻画伟人形象，影片通过几个细节来展示他们作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一面。在影片前段，毛泽东背负着红军血战湘江转战后的沉痛，并被排挤和误解，面对战术是否正确的难题，他也会出现焦虑。这种在高压面前的人物刻画，反而能够契合年轻人的观影期待，因为这一代的青年群体在理解历史人物时，没有太多的思想包袱，他们习惯把影片中的角色与生活中所面对的各种人相对标。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年轻人总会面对不同程度的挑战，面对难题时应该如何抉择，彷徨时应该如何找寻方向，进而反思自己身上的不足，从而轻装上路。因此，他们更能从这种焦灼中获得共鸣——原来，英雄也并非无所不能，一场传世的战术决策背后也会在最初经历种种质疑。于是，当一个面对无法预知命运的个体，即便承受各种质疑和高压，却依然能在为解放人民的伟大事业中找到继续革命的精神支撑点，能在继续面对困境时依然选择死磕到底、追寻最终的光明，这样的伟人或英雄人物身上才有契合这个时代奋进青年群体的闪光点和共鸣点。
与此同时，影片在全景式呈现敌我双方战略博弈的宏大场景过程中，特意为观众再现红军基层指战员的成长和战斗的画面，再现军民鱼水情的同时，把宏大历史场景与充满温情的生活细节结合起来，以此塑造的红军战士形象更加立体饱满，更具有亲和力。影片大量展现了敌我双方士兵的激战场景，在吊脚楼内干脆利落的近身肉搏，在战壕里英勇穿梭于枪林弹雨的身影，面对牺牲时壮烈无畏的脸庞，以及雨夜突袭古城的突击队战士们坚毅勇敢的背影，都让观众热血沸腾，又禁不住感动落泪。影片让观众记住了爱吃刺梨干的罗兴山，偷挖地萝卜的阿金和面冷心热的突击队连长赵德发。这种张弛有度的视听节奏烘托，给年轻观众留出了情绪激荡的缓冲地带，能够去静下心消化战争的绝境凶险，获得更多启发。影片也借着红军将士的牺牲告诉青年观众，四渡赤水不是凭空而来的英雄神话，而是红军战士用勇气、信念、智慧、鲜血和汗水合力铸就的革命史诗。
这种让宏观军事事件、战役部署与微观人物的细节刻画互为注解，既能让观众了解四渡赤水的历史事实，也能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四渡赤水胜利的来之不易。影片在凸显主旋律题材艺术创作的思想价值的同时，也为新时代的青少年群体提供了理解中国红色革命经典历史场景的一种打开方式。由此，影片让历史书上“声东击西、机动迂回”的文字，以及各类人物角色，共同被转化为观众的直观印象和情感体验，增强了观众对故事情节的真切感受，影片由此传达出来的同理心也更加打动观众。
最后，《四渡》对长征精神的阐释，不仅呈现在戏中，也同样呈现在戏外。影片中那个一开始只想跟着红军混口饭吃的少年阿金，在经历了与战友们在炮火硝烟中的惊心动魄后，坚定地一路追随红军，他作为红军的“种子”，完成了影片想表达的长征精神的传承与赓续。现实里，影片中的群像多是由贵州20余所高校2000余名大学生担任红军士兵的群演，他们穿着单薄的草鞋，在泥泞山路上拍摄行军作战的戏份。他们在拍摄期间克服天气严寒、长途跋涉的困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他们的重走长征路。在影片内外，青年群体不仅是在演绎历史，更是用具身化的沉浸体验去丈量和理解那段红色历史。
当片尾字幕在宽荧幕上缓缓浮现，一场电影散场，但《四渡》给青年观众留下的余韵仍未消散。
（作者鲍远福系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向辰安系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