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6月9日，贵州省图书馆北馆6楼展厅，“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史继忠学术文献展”开展。
今年89岁的史学专家史继忠大半生中的各种专著、合著、修志编史、学术论文、奖状证书等珍贵文献，在此展出。临展为期一个月，常设展区则永久落户黔人书苑。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句取自王维诗句的展览主题，是史继忠自己选定的。展厅内悬挂的一幅出自书画家刘奇卡的书法作品，书写的正是这两句诗。史继忠说，当年住在南明河畔，多少个夜深人静之时，听着窗外河水哗哗流淌，一个人在灯下伏案写作。无意间的一篇文章发表后，被国家级媒体全文转载。那一刻的感觉，就像独自在幽深的林子里走了很久，忽然间有一束月光，从林叶的缝隙中静静地照了进来。
本次展览，史继忠将毕生著述全部捐出，让它们从私人的书房走向公共的图书馆—也是欲化身为明月，去照亮更多的人。
困厄中默诵司马迁《报任安书》
展览的角落里，有一张史继忠年轻时的照片。黑白影像里，一个清瘦的青年站在四川大学校门前，目光清澈而坚定。那一年，他刚踏入历史学的殿堂，不知道命运会给他设下多少道关卡。
1937年，史继忠出生于贵阳。1962年，正当他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埋头苦读，准备“史海撷珠”时，一场变故，让他被迫离开学校，连毕业文凭都没有拿到，便被下放到开阳县顶兆公社。
那一年，他25岁。
命运从不厌倦“欲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那些套路。1963年，史继忠应征入伍，成了一名铁道兵，在乌蒙山区修铁路。长年累月扎在山沟里，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石头、凿隧道。在这人生的最低谷，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默默地背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书中那些关于隐忍与坚守的文字，像一根看不见的绳索，把他从深渊里一点一点拽了上来。
转业后，他进了贵阳骨胶厂。从开山挖土到浇注水泥，从安装机器到钻研化工技术，他硬是把自己从一个历史系学生变成了化工专家。他很快掌握了生产普通骨胶和电影用明胶片的技术，炼出了骨胶，还同几个知识分子大搞骨头综合利用，从骨粉里提取磷酸氢钙、磷酸二钠和硬脂酸。史继忠还为厂里搞了一个科研项目——《杂骨综合利用方案》，获得国家燃料化学工业部批准，拨给了15万元经费，生产出多种产品。
1978年7月，他在《贵州日报》上看到一条不足百字的消息：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年龄放宽到40岁。那一刻，他“漫卷诗书喜欲狂”。他40岁通过考试，成为云南大学历史系方国瑜教授的研究生，就此走上专业的历史研究之路。
为贵州新方志编纂拓荒
1983年，史继忠与省内史学研究者联合出版了《明实录·贵州资料辑要》。这部书，第一次把明代200多年间有关贵州的史料系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部《辑要》溯源贵州历史，许多过去模糊的史实和情况得以廓清。混沌迷蒙的贵州历史，终于开始轮廓清晰、条理有序。
这部书，只是他“史海淘金”的开端。
此后数十年，他以贵州地方史为经，以社会调查为纬，逐一研究民族史、文化史、经济史，对贵州各方面历史展开了全方位的探索。他独著的《贵州文化解读》《中国地域文化大系·贵州文化》《西南民族社会形态与经济文化类型》等十几种书，共计350万字；发表的150多篇学术论文，逾百万字。与人合著的《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州省志·地理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通史》等，更是在600万字以上。
这些宏大、翔实的史学专著，是贵州历史的系统总结，也是贵州史学方面的基础工程和系统工程。其中，《贵州六百年经济史》和《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一等奖，《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获二等奖。
史继忠治史，从不困在书斋里。
为了写《贵州瑶族》，他深入瑶族地区数月，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核对。
他主持编纂的《贵州通史》，也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抛弃了以往堆砌资料的弊端，以令人信服的考古成就道出远古贵州曾是人类文明的孕育地之一；以详尽的历史文献描绘贵州并不偏居一隅；以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贵州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并非总是落后。这部书，被誉为“为贵州历史正名之作”。
与地方志的缘分，则几乎贯穿了史继忠整个学术生涯。从《贵州省志》到《贵阳市志·建置志》《贵州省志·地理志》，他担任过各类地方志的编纂负责人。《贵州省减贫志》等新方志的编纂，更是将史学的目光投向了当代，让脱贫攻坚这一人类减贫史上的壮举，有了贵州的文本记忆。
在“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史继忠学术文献展”开展当天的座谈会上，贵州省地质调查院的陈明华感慨：“老一辈学者学识渊博、文化功底深厚，由他们主持编纂的《贵州省志》等典籍，时至今日依旧是我们撰写文稿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曾在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的钟莉则说：“史老师是贵州新方志编纂工作的开拓者和发起者。”
对于贵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书写，史继忠参与和尝试过的形式几乎是全覆盖的。他编过《飘移的视线》《贵阳百年图鉴》《触摸夜魂》3本大型画册，策划《发现贵州》电视栏目，主编《贵州导游词》。在古稀之年所写的《自白》一文中，史继忠说，他姓史，学的是历史，一生以“史”为业，看来是“史”定了。
多元并存共生共荣，关于贵州文化的阐释
贵州文化的特征是什么？
1995年，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贵阳花溪召开“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把贵州文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探讨。之后，史继忠作为《中华地域文化大系》贵州文化卷的主编，将其对贵州文化“多元文化”与“山地文化”的界定，写进该书中。
他认为，从总体上看，贵州地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包括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统和区域文化的子系统，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产生了许多复杂的文化现象。汉文化占主导地位，但它不是纯粹的汉文化，而是夹杂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而少数民族文化也并非一种，而是演化出多种民族文化。
他把多元看作是贵州文化的基本特征——既指文化来源的多源性，也指多来源文化的共存。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至今仍然共生共荣，各自以其传统为根基，又吸收其他文化向前发展，各种民族通过文化交融，逐渐实现多元一体。
但史继忠也强调：“这里所说的多元一体，是指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加强，共性增多，而不是融入某种强势文化。”“各种文化融而未合、合而不同是贵州文化最基本的特征。”这一贵州文化观，让贵州从边缘走向了多元共生的独特样本。他一直通过历史研究表明：贵州是一座被大山珍藏的、尚未被充分解读的文化宝库。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郑传春是史继忠著述的忠实读者之一，在“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史继忠学术文献展”开展座谈会上，她用“沉潜如深林，皎洁如明月”来形容史老师的书带给自己的感受。她说第一次读到史继忠关于贵州文化的解读时，她豁然开朗：“原来我们贵州的文化可以用如此通达的方式来讲述。”她认为只有真正吃透学问的人，才能用最朴素的语言、讲出最生动的故事和最深刻的道理，“我感觉史老师的书籍和文献更像是一扇扇门，只要轻轻推开，每一个人都能走进去，都能看见咱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万千气象。”
铁骨与柔肠，一个学人的情怀与趣味
在座谈会上，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的向郢说，史继忠是她“真资格”的老师。多年前，她因为一个报道选题求教于史老师，没想到因此开始了之后一年多时间里，史老师和她每周末一次的“约会”——在南明河边的翠薇园，他们像旧时私塾的师生，史老师给她讲贵州历史、文化、掌故、逸闻趣事，既漫无边际，又干货满满。而她从史老师的讲述里，看到了历史、天地甚至个人成长的另外一番天地。
做严谨学术之外的史继忠，就是这样生动和性情。郑传春说史老师回忆经历的磨难时从不抱怨，经常在讲完之后又像孩子一样，笑嘻嘻地说自己喜欢在书房里养花花草草，还喜欢唱歌，近期又在兴致勃勃地思考“人类大智慧”的问题。她说“谦和如玉，坚韧如松，豁达如风”的史老师让她明白：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内心一定有一片柔软丰饶的花园。
无论在怎样的年纪，无论对学术还是生活，史继忠都是一个充满“活人感”的鲜明的人。他的治学观点是“不能立说，不必著书”，认为凡写文章、著书都要有自己的见解，能“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有自己的心得，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一旦有自己的见解，他也绝不藏着掖着——读了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他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人类文明是相互传递的，冲突在所难免，但融合才是主流，多元才能让世界丰富多彩”，于是写出了《地中海——世界文化的漩涡》一书。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轮明月，更多来自史继忠那颗近90岁也生机勃勃的心。在自己的学术文献展上，任众人争相发言滔滔不绝，史继忠只说了简短的几句话。他说：“我唯可告慰的是从1978年至今的半个世纪中，读书、探索、写作。”又说：“我的网名是‘老夫’，意在‘老夫聊发少年狂’，要与‘90后’中青年并肩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