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这一重要论断，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哲学思考，系统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气韵。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文明并非悬浮的观念，而是凝结于具体的物质遗存。在贵州考古发现中，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都有清晰的表达。
从洞穴遗存到夜郎古国，中华文明在贵州生根萌芽，自此绵延赓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1964年，黔西观音洞遗址的发现，揭开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经过60余年的探索，迄今已在贵州大地上发现史前洞穴遗址约500处，数量之多、内涵之丰富，居全国前列。目前的考古发现可以较为完整地构建贵州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年代序列。早期的代表性遗址有盘县大洞、黔西观音洞；中期以水城硝灰洞、毕节扁扁洞为代表；晚期则有普定穿洞、贵安牛坡洞和招果洞等。其中，盘县大洞、贵安牛坡洞、招果洞遗址曾获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距今一万年左右，生活在贵州的古人琢磨成器、抟土烧陶，逐渐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文化。大部分人群延续了穴居的生活方式，部分人群逐步迈向旷野、逐水而居，乌江、南北盘江、锦江、赤水河等流域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形成以黔中为中心，各流域为通道的车毂般四方辐辏之势。距今3000年左右，贵州高原进入青铜时代，威宁鸡公山、毕节青场等遗址发现了贵州最早的青铜器和大量炭化稻米遗存，标志着农业与手工业在贵州的兴起。“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个神秘的国度，代表了贵州土著文化发展的高峰，从这个时期开始，贵州进入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
从技艺创新到设省而治，中华文明在贵州革故鼎新，不断辉光日新。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贵州先民，掌握了一种利用扁平砾石获取零台面石片的新技术——锐棱砸击法，被认为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标志，对周边产生了较大影响。同一时期，红色赭石在普定穿洞、贵安牛坡洞等遗址中被发现，标志着审美意识的出现。至迟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黔渝湘鄂交界处的武陵朱砂成矿区的朱砂资源被开采，销往长江下游的良渚。同位素示踪技术显示，商周时期，四川三星堆、山西昔阳钟村、湖北叶家山、宁夏姚河塬等遗存中发现的朱砂，部分产地指向贵州务川与万山。战国中晚期至秦代，活动于武陵山地的巴人寡妇清家族因经营朱砂而富甲一方。在务川大坪发现了两汉时期朱砂开采、管理与贸易密切相关的从业者墓地。明永乐年间，思州、思南宣慰使为争夺砂坑之利而兵戎相向，明廷遣使调解却被无视，震怒之下废除两大宣慰司，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开启了贵州设省而治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万山汞矿是我国出口的主要物资之一，被誉为“爱国汞”。一颗“红色丹砂”，打通了大山内外的物质与文化联系。贵州是郡国并治、羁縻之治、土司制度的实践地，所获经验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
从羁縻而治到设省建制，中华文明在贵州聚指成拳，逐渐团结统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依托数千年大一统历史传承，铸就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鲜明统一性特质。从考古寻迹贵州发展史，完整呈现出地域文化由多元萌生、逐步融汇为一体的演进脉络。盘县大洞古人类遗存实证远古先民在贵州繁衍生息，拉开贵州人类活动历史序幕。自新石器时代迄商周阶段，贵州各地孕育风格迥异的本土史前文化，各类文明自在发展、异彩纷呈，区域间逐步产生自发性、碎片化的文化交流往来。夜郎立国时期，域内多元本土文化整合进程提速，孕育形成集聚性突出的区域性文明形态。秦汉之际，现今贵州绝大部分地域被纳入中央王朝郡县管辖体系，进入大一统国家治理架构，推动贵州由局部区域内部整合，迈入同中原深度联结、纳入国家制度管控的发展阶段。明代是贵州建制发展的关键节点，为经略西南疆土、稳固边疆治理，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正式划为省级行政区，进一步夯实国家大一统治理格局。从羁縻而治到土流并治再到设省而治，中央王朝对贵州高原的管控渐次加强，直接推动了贵州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逐步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
从汉化更迭到土俗传承，中华文明在贵州兼容并蓄，充分包容互敬。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相互尊重、包容，保留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云贵高原的经略。秦开五尺道，西汉武帝时凿南夷道，设置夜郎县，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贵州地区逐步进入“郡国并治”时代，开启了文化发展和多族共融的新局面。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出现“七郡斗绝，晋弱夷强”的格局。所谓“晋弱夷强”，就是汉文化衰落而土著文化开始复兴，且历久不衰，这在魏晋至明的大松山墓地中有充分体现。秦汉郡县制的推行令贵州土著迅速汉化，魏晋以后，则再现土著化浪潮。从先秦经两汉至魏晋，贵州历史文化经历了土著—汉化—土著的螺旋式发展。宋明时期的播州土司，在接纳华夏礼仪的同时，还保留了在墓葬腰坑中随葬铜鼓的土俗。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鲜明体现。明代设省之后，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贵州，留下了大量的卫所、屯堡遗存。即便如此，大量族群仍在夷汉交往中保持着自身特色，到清代还有“百苗”之称。多民族共融共生的多彩贵州，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最佳注脚。
从可乐遗存到夷汉相融，中华文明在贵州守望和善，长期交融共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这一理念，是贵州历史上各族群在交往中的主旋律。赫章可乐遗址为我们提供了早期族群和平共处的珍贵画面，这里发现战国秦汉时期遗存19处，包括居址4处、墓地15处近千座，分属夷、汉两个族群。战国至西汉早期，南夷族群重要人物下葬时头置铜釜或铜鼓内，行“套头葬”，并佩发钗、戴玉玦、持戈剑，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西汉中期开始，汉式墓葬逐步涌现。与此同时，一座汉城出现在可乐河与麻腮河交汇处的高台上。遗址内近年发现的汉阳瓦当表明其是犍为郡汉阳县（或汉阳都尉）治所，建始、永平等纪年瓦当则表明建城年代不晚于西汉建始年间，至东汉永平年间。从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的数百年间，在可乐这个不大的地理空间内，夷汉和谐相处，彼此接纳，有的土著首领还将铭有“敬事”二字的铜印与铜铃做成串饰悬于颈下而入葬，以示珍视，“敬事”二字体现了当时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和睦交往的相处之道。
贵州的考古实证表明，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形塑了我们的过去，也必将影响我们的未来。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