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爱成

“山那边”是什么？对于世代居住在贵州大山褶皱里的彝族、苗族人家而言，山那边还是山。曾经山是石旮旯里种不出好庄稼的薄土，是雨后滚落的石头，是难产妇人等不到救护车的长夜。然而在戴时昌的长篇小说《山那边的太阳小镇》中，“山那边”已不是同样困顿的山，而是一座名为“太阳小镇”的安置新区，是当代乡土变迁的一个具象化落脚点。小说以大山乡党委书记文安松到任为起点，以乡长陈红云的坎坷身世为暗线，铺陈了整乡搬迁动员工作中的冲突与和解。这部作品试图用小说的形式为一段基层实践立传，其素材来自作者对黔西南这片土地的观察，其情感脉络则与当下乡土中国的集体记忆紧密缠绕。

《山那边的太阳小镇》充分展示了传统乡土伦理与现代生活的碰撞。杨永林搬迁到太阳小镇后虔诚地对着家祖念念有词，“皱纹就挤到了眼角，鼻孔酸酸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这种情感的复杂层次，不是单纯的“告别贫穷拥抱幸福”的线性叙事所能容纳的。当一个人离开土地、离开祖先坟茔、离开与之关联的生活方式之后，他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小说没有回避这一追问。刘开国梦见父亲，执意搬回老家照看坟茔，拿镰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吼着“谁拦我我就死给谁看”——那些石旮旯里的坟堆，在老一辈心中不是死人的家，而是活人的根。而他最终在父亲坟前磕头表态“爸，这家我搬了”，是在一种近乎与亡父诀别的方式中完成的。那一刻的“一家人都笑起来”，既是对新生活的拥抱，也暗含着一代人与故土的告别。这种双重性赋予了小说的情感厚度。

值得注意的还有吴尚美这个角色。作为苗医，她掌握祖传接骨技艺，能用草药和手法治愈当地病患，却没有行医资格证，只能“悄悄帮人治疗”。这体现了传统乡土知识的有效性在现实中遭遇的合法性困境。而文安松支持她在太阳小镇开设中医馆，并承诺帮助她通过考试获得合法资格；吴尚美后来将技艺传授给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罗定赢，传统与现代在这一师徒关系中达成了和解。小说结尾处，旅游公司在大山乡整乡搬迁遗址经营民宿、探洞、攀岩项目，山地不再作为居住地，而是作为体验地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体验与居住之间的转换，正是这部小说在思想层面上最具时代特征的思考的体现。

在叙事结构上，一方面，小说以文安松到任为起点，以整乡搬迁的完成为终点，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闭环，另一方面，小说在这一主干线之外穿插了大量倒叙、插叙、多人讲述的段落，使得叙事富有层次感。陈红云的故事是理解这一结构的关键。小说在第一章结尾安排陈红云向文安松讲述自己的身世，随即铺陈其成长轨迹：从出生那天傍晚的火烧云（由此得名“红云”），到未出生即被许配给表哥的婚约，到14岁时连夜逃婚，到在羊肉馆打工并被校长徐永盛资助读书，最终考上大学回乡。这段叙事赋予了整部小说一种追忆的底色——它让读者意识到，眼前这位干练的女乡长，是从怎样泥泞的命运中一步步走出来的。这种个人史与乡村史的交织，使得搬迁动员的情节具有了分量，陈红云说服老乡搬迁，本质上是在说服他们走一条她自己走过并且被证明正确的路。

这种追忆并非陈红云一人独有。陈再旺夫妇回忆女儿出生的场景、刘兴会在搬迁动员时回忆儿媳妇难产死亡的惨痛、罗大碰讲述尾细组泥石流的往事……这些回忆段落以独立章节的形式呈现，与主线情节形成复调式的对话关系。如果说主线是关于未来的，那么这些回忆性段落则构成了过去，以碎片化的方式拼贴出一幅山地生存困境的全景图。这种结构设计使得小说的情感层次更加丰富，读者在跟随搬迁进程的同时，也不断被拉回到那些导致搬迁成为必要的深层原因之中。小说在叙事时间上还有一种忽快忽慢的韵律感：动员阶段节奏缓慢而稠密，充满对话与情感挣扎；实施阶段节奏明显加快。这种变化对应着一种叙事逻辑：障碍值得详述，而顺利的进展可以被压缩。结尾以陈家三兄妹回到老家、与文安松等人意外相遇、百余名老乡聚集拍摄合影而收束，具有全景式的完成感。

戴时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创作以报告文学为主，代表作曾多次获得省级重要文学奖项。他的报告文学“不是把大量的采访材料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将这些材料化为自己的情感，在遴选、重组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其间”。这一特征在《山那边的太阳小镇》中同样可见，大量人物可以找到现实生活的影子，泥石流灾害的描写、搬迁动员的日常细节，都得益于作者对基层工作的扎实了解。当报告文学的素材处理方式被运用于长篇小说时，其优势在于叙事的真实感和细节的丰满度。《山那边的太阳小镇》成功地将报告文学的素材积累转化为长篇叙事的情节资源，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空框架内，呈现了整乡搬迁这一复杂过程。戴时昌以其对山地生活的深厚情感和对基层工作的深刻理解，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关于告别与新生、困惑与希望相互交织的图景。人与土地之间那条看不见的脐带，永远值得被讲述。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研究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