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晓斌
张宗和，历史学教授，安徽合肥人，1914年生于上海，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是著名的“合肥四姊妹”的大弟，也就是合肥张家的长子。1947年10月到贵州大学任教，讲授历史与戏曲，此后一直在贵州生活，直至1977年病逝于贵阳。
大约80年前，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秋灯忆语》在战时的安徽省临时省会立煌（今金寨县）完稿，这本土纸印刷、墨色不一、字迹模糊，不起眼的书，因为写满了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告白，读过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落泪。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秋灯忆语——“张家大弟”张宗和的战时绝恋》，由于增补了若干信札等附录，全书近390页，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仍是只占1/4篇幅的《秋灯忆语》。
这是他于1944-1945年，利用在安徽学院教书余暇，写就的对亡妻的真情告白。
昆曲结缘
与张家四姊妹相比，张家的男孩子们显得低调许多，即使是四姊妹后家中的第一个男孩，即使是作为长子的张宗和。
在二姐允和的回忆里，宗和作为家里的第一个男孩子，“宝贝得不得了。出生后24小时不离人。”然而，这些宠爱并没有让张宗和变得娇气，他反而成为家中“最最老实厚道”的人，是个不懂得说谎、一直安安静静的谦谦君子。
人们熟悉大姐张元和与当时的昆曲名角顾传玠喜结良缘的故事，而大弟张宗和的第一段婚姻也因昆曲结缘。
1932年，张宗和考入清华大学，有着良好昆曲基础的他，加入了由俞平伯发起的清华大学昆曲社团——谷音社，曲社名称的含义是“空谷传声”，得到一些著名文人学者如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支持，在京华颇为有名。
1936年的夏天，22岁的张宗和从清华大学文学院毕业，他和四姐充和来到青岛，参加青光曲社活动，认识了16岁的孙凤竹。
孙凤竹祖籍镇江，受父亲的影响，非常喜爱昆曲。她给宗和的印象是“活泼、大方、聪明、有趣、会说话”，并且，昆曲唱得很不错。很快，就与宗和、充和成为极熟的朋友。在青岛的日子里，他们一起唱曲、看电影、吃小馆子，凤竹还教充和姐弟学游泳。
乘船告别时，船上的宗和与船下送行的凤竹各拉着长长紫色纸带的两头。“船开了，我眼睛老望着她，她也望着我，远了，纸带断了，人也看不见了。我收了三根纸带的断头，怀着十分喜悦、三分惆怅的心情进了舱。”分别后，便是漫长频繁的通信，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热恋中的男女独有的快乐。
战地爱情
1938年春天，在汉口，张宗和与孙凤竹举行了订婚仪式。当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广州大亚湾登陆，广州人开始逃难。张宗和计划同巴金等人一起到桂林，孙家人决定让凤竹跟着宗和一起走。此时，凤竹的母亲重病在身，这次与母亲的告别，或许今生再也无法相见，是生离，更是死别。
汽车一路颠簸到贵阳时，凤竹开始吐血，休养了10天后，11月19日他们终于到重庆了。此时，凤竹又吐血，随即住进了仁爱堂医院。而在此前后，凤竹的父母和宗和的父亲张冀牖都已去世。
1939年2月5日，这对情侣在昆明结婚。这一年，新娘19岁，新郎25岁。
1942年11月7日，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张宗和与友人成立“昆明三大学昆曲研究会”。此后，在该会的清唱活动中，他时常为曲友吹笛伴奏，或唱曲。在昆明西南联大上学的汪曾祺跟张宗和学过昆曲，他对此印象深刻。在《晚翠园曲会》里他这样提到张宗和。“给大家吹笛子的是张宗和，几乎所有人唱的时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风圆满，唱起来很舒服。夫人孙凤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阳关》，唱得很宛转。‘教他关河到处休离剑，驿路逢人数寄书’，闻之使人欲涕。”对张宗和一家，汪曾祺回忆道：“张宗和温文尔雅，孙凤竹风致楚楚，有时在晚翠园（他们就住在晚翠园一角）并肩散步，让人想起‘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惊梦》）。他们有一个女儿，美得像一块玉。”
秋灯忆语
然而，凤竹的病毕竟是严重的，1944年7月1日，孙凤竹在肥西张新圩病逝。张宗和握着她慢慢凉下去的手，心也跟着一直凉下去。
情绪低落的宗和在朋友的帮助下，接受了安徽学院的邀请。1944年8月，张宗和来到立煌县（今金寨县）安徽学院教授中国历史。
作为当时安徽省唯一的高等学府，安徽学院设在离县城25里的古碑冲（今金寨县古碑镇）。这是一个幽静的山坳，学校没有围墙，里面有不少住家、开馆子的，放牛的小孩常常把牛放到操场上来。一条山溪从中穿过，平时溪水不大，一下雨，潺潺水声整夜流淌，溪边是高大蓊郁的榆树，几乎可以入画。宗和住的是溪流沿岸的宿舍，算是很不错的了。对这样的地方，宗和说自己说不上满意不满意，“随遇而安就是了”。
在偏僻的大山、陌生环境里，宗和抑制不住对凤竹的想念。“把凤竹的照片放在桌上，靠在椅子上，常常望着她，好像她也在望着我似的。”在寂静和寂寞中，他是那样思念着远去的妻子。“天上的云，我疑心是她变的，一个小虫，我也疑心是她变的，一天到晚，她在我脑子里的时间真不少。”
1944年11月2日，宗和决定“想根据日记写几篇连贯的东西，从头写起……将来自己花钱，好好地印一下。把她的信附在后面。”此时，离凤竹去世将近5个月了，在立煌古碑冲的青山绿水、风声雨声中，在翻看旧时信件和日记时，宗和不由得颇多感触，他极力压制自己，尽量“用平淡的笔，第三者的态度来追述往事”。写好一段总拿给同在安徽学院教书的戏剧大家赵景深先生看。读了张宗和的部分文字，赵景深认为写得很感人，鼓励他“这文章一定会‘风行一时’”。对于书名，他建议，“冒辟疆有《影梅庵忆语》，可以仿照一下，就叫《秋灯忆语》吧。”1945年5月11日——一年前的农历五月十一日孙凤竹去世，这本《秋灯忆语》终于写完。
在夜深人静时，宗和在凤竹的照片前点上一支奇南香，他希望凤竹来梦里和自己相见，可失望总是多。“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忘记她，不思念她。”不久，该书在立煌印刷，土色草纸，墨色不匀，字迹模糊，是标准的“抗战版”。《秋灯忆语》的出版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同事们都与张宗和谈论此书，有人说书的好处是“真”，也有人说“文章十分顺利，叫人要看”。
此时正值全民族抗战胜利前夕，张宗和也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1945年12月4日，张宗和离开学校回到合肥老家张老圩，他在安徽学院的教学生涯随之告一段落。
张宗和于1977年去世，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秋灯忆语——“张家大弟”张宗和的战时绝恋》并附有两人之间的通信，完成宗和当年的心愿。2019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再版。这个抗战时期写于安徽学院的凄美爱情故事，感染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也提醒着人们那段并不遥远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