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姜雨熙 整理

“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不亚于敦煌藏经洞发现之于近代学术的震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谈到《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从敦煌学的视角来看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整理，认为其足以与敦煌藏经洞发现相提并论，但二者在文献性质与保存状态上的差异，更凸显出清水江文书“活态文明”的独特价值。

郑炳林认为，清水江文书的价值，最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活态的文献”。敦煌文献出土后便流散于世界各地，原有联系被切割，其研究不得不依赖编号、分类与跨机构整合；而清水江文书则长期保存在贵州乡民家庭之中，从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数量多达数十万件，至今仍保持着“归户而存”的自然状态。哪一家、哪一代、因为什么事写下的文书，都清清楚楚，没有被拆散，这种在地性保存，使文书不仅是文本，更是嵌入生活的历史遗存。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水江文书体现出所谓“活态文明”的核心特征——它不是被封存的遗物，而是从古延续至今、仍带有生活温度的文化存在，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文本，又是嵌入日常生活的点滴。

敦煌文献虽数量庞大，但其主体为佛教典籍，属于宗教与思想文化层面的书写；而清水江文书则以契约文书为核心，涵盖各类日常事务。这种差异，决定了二者所呈现的历史维度不同：前者偏重精神世界，后者则直指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换言之，敦煌文献更多回答“人们如何思考”，而清水江文书则直接揭示“社会如何运转”。这两种文献放在一起看，恰好构成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体两面：一个偏向精神世界，一个直指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

《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完整保存并呈现了清水江文书的活态结构。张新民团队采用“归户性”编目方式，把每一批文书都放到它原有的家庭和社会脉络当中，尽可能还原文书之间的内在联系。让我们能够看到文书背后的人、家族和日常生活场景。这种做法，弥补了敦煌文献碎片化的遗憾。同时，他们将田野调查引入文书考释，形成“契约文书—传世典籍—田野调查”的“三重证据”方法，很多文书里涉及的地名、水利、山林、习惯法，光靠文字解释是不够的，只有走到当地，和乡民对话，实地查看山水田土，才能真正读懂文书背后的含义。这种工作方式，使文本解释回到现实语境之中。不仅解决了释读难题，更系统展现了清水江文书的“活态文明”价值。

“因此，清水江文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贵州一个区域的范围。有人把它称为‘西南版敦煌文献’，这个比喻有道理。但清水江文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从小地方透视大历史的研究路径。几十万件契约文书，记录的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但正是这些细节，拼凑出了中国基层社会几百年来如何自我组织、如何运行、如何变迁的真实图景。”郑炳林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水江文书不再只是区域性材料，而会成为理解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重要“钥匙”。就像敦煌文献催生了敦煌学一样，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也在推动史学研究从“刊布材料”走向“激活历史”。历史不再只是抽象的文字叙述，而是回到具体的人、具体的契约、具体的山林田土中，重新变得有温度、有细节。

郑炳林表示，《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这套历时10余年完成的巨著，既是对地方文献的抢救性整理，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学术奠基，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更多历史学的“活态”价值。这部获奖巨著，不仅是贵州的骄傲，更是中国学术界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