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清水江文书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并称中国三大文书，清水江文书的考释出版为清水江学研究奠定了坚实文献史料基础，获得出版奖更坚定了贵州学人的学术自信。”《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副主编、贵州大学图书馆馆长黄诚动情地说。黄诚见证了这套文献从抢救搜集整理研究到考释印刷出版发布的全过程。

黄诚的工作兼具统筹管理与学术研究双重职责。作为学者，他主要负责协助张新民教授完成组织推动、学术衔接与出版联络等工作；作为副主编，他与另一位丛书副主编、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马国君共同牵头开展文书点校、考释、统稿和审订等具体科研工作，全程把控学术质量。丛书整理的清水江流域乡民家藏民间文书多达7500余件，团队历经10余年逐件辨识录文、断句标点、考释注解，最终完成大规模系统性考释，成为目前全国数量最大、整理最完整的清水江文书考释成果。

在黄诚看来，清水江文书是镌刻西南乡土文明的“活化石”。这批文书时间跨度大、绵延性强，最早的文书可追溯至明代成化二年（1466），经清至民国并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类型丰富、地域清晰、归户性极强，是研究清水江流域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政治史、民族史等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直观呈现了国家经略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地与实践，是清水江流域文明演进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苗侗地区、汉文书写的清水江文书，体现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中华文化在西南乡土的生动展现，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珍贵文献实证。

整理研究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黄诚坦言，项目难点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文字辨识难，民间文书手抄本书写随意，加之文书长期保存出现缺损破坏和漫漶模糊，增加文字的识别困难；二是协同磨合难，众人修书需统一考释凡例和学术范式，科研团队与出版社要在学术严谨性与出版规范性间找到平衡，多次沟通才达成共识；三是史料考据和解读难，文书涉及时间纪年和天干地支、农历公历对照，部分记录存在时间偏差，需依托工具书反复勘正，极大考验学术功底；文书含有民间习语、俚语，且背后蕴藏大量历史文化信息，解读需要进行田野调查，耗时费力。

“清水江文书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抢救整理是贵州学人的责任。”黄诚表示，团队始终以抢救性保护为初心，让散落在民间的珍贵文献得以留存；更希望以新资料催生新学问，发出清水江学创建的贵州声音。

身为贵州大学图书馆馆长，黄诚发挥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与信息化优势，为文书整理研究与数智化提供了资料与技术支撑。黄诚希望能够运用新时代人工智能新技术，推动文书整理从数字化向数智化转型升级。目前，团队正与多方合作推进人文数字化的清水江文书数据库建设，让文书资源实现高效开发、整合与利用，持续深化文书考释和研究成果出版，加快数字化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与转化，整合校内外、省内外资源助力清水江学学科建设，让清水江文书承载的乡土文明绽放光彩，为区域文化传承与中国学术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