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肖郎平
竺可桢是著名的气象学家。抗战期间，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并主持浙大由东而西的“文军长征”。几乎是同时，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州避难。
这不是巧合。近日，记者通过采访并梳理大量档案、文献后发现，竺可桢实际上主导了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州的很多工作，有人将他称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卫士”。
建议文澜库书内迁避难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乃至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原本有7部，分别藏于全国7座藏书阁。其中，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因抗战期间西迁避难等曲折经历而富有传奇色彩。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经常轰炸上海、杭州等地。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意识到，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危险，他一边申请迁移经费，一边动员馆员赶制书箱准备转移。
1937年8月，日寇登陆上海，杭州危在旦夕。文澜阁《四库全书》于同年8月4日首迁富阳，10月25日再迁建德，次年1月底三迁龙泉。
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及省教育厅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全问题并不重视。陈训慈只好自己筹款，变卖家产田地，向亲友们借款，在省内辗转迁徙。在《运书日记》中，他表达了忧惧不安的心情，“瞻念万一疏失，将何以对浙人，何以对文化，不禁殷忧”。
在文澜阁《四库全书》迁徙建德期间，运书的船搁浅。走投无路之下，陈训慈想到浙大有卡车，求助浙大朋友和他的老师竺可桢。竺可桢抽调一辆卡车帮忙运书3天。
1938年1月22日，竺可桢电告民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报告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往建德的情况，建议为了安全起见运往内地为好。起初，浙江省政府并不重视，甚至牢骚满腹。
在教育部3次来电催促浙江省政府之后，浙江大学派了教授和浙江省立图书馆工作人员一起负责运书，这些国宝级图书终于在1938年3月踏上西迁贵阳之路。
据日本学者记载，1938年2月22日，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派了9个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
幸运的是，文澜阁《四库全书》躲过了这一劫。
凯里学院大数据工程学院杨建忠教授研究竺可桢的日记后认为，浙大西迁贵州，除了避难和物价便宜之外，也有追寻王阳明足迹和保全《四库全书》的因素。
心系地母洞防潮问题
1938年4月底，文澜阁《四库全书》抵达贵阳。
1939年2月4日，18架日军战机轰炸贵阳，伤亡人数达到2000多人，史称贵阳“二四轰炸”。
2月26日，到贵阳出差的竺可桢特意去藏书地点张家祠看望幸免于难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张家祠离市区二三里路，而且靠近火药局，仍有安全隐患。不过，此时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蓝端禄等人已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转移到郊区的金鳌山地母洞。
6月23日，再次到贵阳出差的竺可桢步行1个小时，前往地母洞查看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贮藏情况。地母洞通风情况还好，洞口在下午时分也能晒到太阳，但洞的后部比较潮湿。开箱检查发现，有的图书有受潮现象。竺可桢和同行人员现场商定，顶棚木板要换成瓦片以防雨水，同时，要有专人负责晒书工作等。
贵州省立图书馆迅速落实，7月9日呈报改造项目预算，7月15日就申报验收。贵阳多雨，加上地母洞中午以后才有阳光，曝晒工作从9月11日开始到12月5日结束。曝晒中发现，图书确有潮气，不过没有霉损情形。运输途中，12箱图书曾经落水，颇多水迹泥痕。这些图书特意多晒了几天并被清理干净。
1940年3月18日，陈立夫明确要求浙江大学就近“协助督察”。同年7月5日，竺可桢获悉，地母洞中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仍有潮湿的情况。12月19日，他对在遵义出席公务活动的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提出，文澜阁《四库全书》放在地母洞不妥当。
1942年4月19日，竺可桢见到蒋介石时又提到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事。7天后，蒋介石方面给教育部和贵州省来电要求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移往离贵阳较远的安全干燥的地点。贵州省图书馆原副馆长、原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钟海珍表示，应该是竺可桢在面见蒋介石时提出了建议。
检查发现，保护工作非常细致，没有发现书籍出现霉烂的情况。书箱放在木板上，离地约两尺，空隙间放了木炭和石灰。工作人员每隔一个月就把全部书箱内外上下互换位置。每部书之间有隔板保护，每箱衬有油纸、牛皮纸和放置樟脑丸，既防潮也防虫蛀。每年九月、十月间，贵阳晴天较多，所有书籍都要取出来翻晒一遍。1943年起，除了秋季晒书外，还增加了春季晒书。
1943年11月24日，竺可桢再次向时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谈到地母洞的潮湿问题。欧元怀表示，3次实地考察，相当干燥，如转移别处担心有空袭危险。
对地母洞如何防潮问题，竺可桢可谓不厌其烦。相应地，贵州和有关方面也有求必应，保护措施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桂林、柳州失守，贵州危在旦夕。11月30日，竺可桢致电教育部：“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原存贵阳地母洞，兹以战局渐紧，此书为我国仅有之精华，似应及早择地迁运，以存国粹。”于是，文澜阁《四库全书》向重庆转移。
误解贵州的一段插曲
竺可桢在1942年8月19日的日记中说“贵州大学与中央均思染指也”，1945年4月3日的日记中又提到“知川黔方面有主张留文澜于成都者”。
1944年12月9日，在文澜阁《四库全书》即将启程护送到重庆青木关的前一天，竺可桢在遵义和护送人员毛春翔、夏定域、李絜非见面。在这次见面中，竺可桢又听说中央图书馆欲得此书，他明确表示：“余谓文渊、文津可归中央，而此书将归浙江。”
1945年2月，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成立，成员包括陈训慈、竺可桢、张宗祥、蒋复璁等。浙江省方志办原副主任顾志兴在《文澜阁四库全书史》中记载，该委员会理由是为了妥善保管藏书，实际上是为文澜阁《四库全书》返回浙江做准备。蒋复璁曾以教育部名义要求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安置在南京，被张宗祥婉言拒绝。
毛春翔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中讲述这段迁徙历史时评价：“陈叔谅先生之力居多。……浙大派车救书之危难于俞赵，派人督运于龙泉，指导曝晒于黔中……竺校长舫公，爱护乡邦文物……”
竺可桢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去留的日记，一方面表达了浓浓的桑梓之情，另一方面对贵州存在一定的误解。在相关档案发现之前，贵州无法辩解。
转折发生在2015年。钟海珍说，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这段历史，过去我们只能羡慕浙江有很多竺可桢、陈训慈、毛春翔等人留下丰富的研究资料，有一天突然想到贵州省图书馆应该有当年的档案。
果然，钟海珍在图书馆顶楼的铁皮柜里找到273页珍贵的民国档案，由于温度太高，已经有被虫蛀蚀的情况。欣喜若狂之余，她赶紧将档案放入零下80℃的冷冻箱将虫卵杀死后保存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并开始了整理修复工作。
这些重见天日的珍贵资料既见证了贵州的付出也澄清了真相，贵州没有截留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意图。
1942年到1943年之间，原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反复请求誊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并成立研究机构。张廷休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说：“传抄全帙，留庋贵州，永广传布。”
贵州被允许抄写部分和西南有关的内容。钟海珍表示，张廷休“留庋贵州”指的是誊抄本，而不是文澜阁《四库全书》。
钟海珍感到欣慰的是，一个阳明洞，一个地母洞，可谓贵州对传统国学作出贡献的见证。她笑着说：“只要是国家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的人来贵阳，都点名要去鹿冲关森林公园看看地母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