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建
提起《四川盐法志》，许多人知之甚少。但提起丁宝桢，想必就家喻户晓了。的确，《四川盐法志》正是丁宝桢修的志书。要说《四川盐法志》，得从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推行盐务改革说起。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今毕节市织金县）人，光绪二年（1876）九月任四川总督。一到四川就任，丁宝桢就“旁咨博询”“沿途悉心体察”，了解四川情形。此时的四川还不是为人所称道的“富饶之区”，而是财政入不敷出，官员竞尚奢靡、盗匪横行，百姓苦不堪言。此外，历史上，四川是盐务大省，川盐是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省食盐的重要来源，盐税占据四川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然而，现实却是川盐入滇、入黔中断，盐引堆积成废纸、百姓食盐困难、政府收支难绌。
于是，丁宝桢从“川省第一大政”—— 盐务着手整顿。
光绪三年（1877）七月，丁宝桢上书朝廷，提出对川省盐务进行改革——推行黔边盐务官运商销。
所谓官运商销，又称局运商销，即由官府直接经营食盐的采购、转运，仅在销售领域委之商贩。其具体举措是：在四川泸州设立办理黔边盐务总局，在产盐的富顺、犍为、射洪三厂分别设立购盐分局，在綦江、涪州、合江、永宁四岸及近边之各厅州县分别设立售盐分局，厂局负责买盐运给岸局，岸局接收之后卖给商人，最后由商人卖给各地的百姓。至于官运商销的具体事务，则由黔边盐务总局全权负责。
在实行官运商销的过程中，丁宝桢还通过制定裁减浮费、清厘积引、兼办计岸、引归局配、实给船价、酌给奖叙等举措，以保证改革措施的顺利施行。在《筹办黔岸盐务官运商销折》中，丁宝桢提出，若实行官运官销，则“费用过巨，稽查难周”；实行官商并运，则“在途则多夹带影射，在岸则虞垄断把持”，唯有官运商销，才能“以简御繁，诸弊可期断绝。”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总办黔边盐务局、候补道唐炯等人的大力协助之下，丁宝桢实行的官运商销短期内就取得成效。据《丁文诚公奏稿》中的《黔边盐务情形片》，从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到次年四月底，短短5个月，黔边已销售本年额引四分之三，收各项盐税超过38万两，相比往年“销引已属加倍”“收银亦已增多”，到年底“必可带销积引一万余张”。此外，各大小商灶“踊跃趋公”、井河及沿江船户“添造船只”承担官运、各岸商人“争售官盐”，川黔各岸已有“食贱之喜”，黔边盐务官运商销“似已大臻成效”。
在此背景下，丁宝桢实行的盐务官运商销范围也逐渐扩大，先由黔岸推广至滇岸，再由黔、滇两岸推广至湖北例食川盐的8个州县，累计在4省40多个厅州县推行。据《官运盐务帑本还清余款分别存留备拨折》，到光绪八年（1882）五月，其实施的川省盐务官运商销累计为清政府创收300多万两白银。
在四川盐务改革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丁宝桢上奏提出编纂《四川盐法志》。在《拟纂〈四川盐法志〉片》中，丁宝桢首先指出，各盐务省份均颁有《盐法志》，因此当地“官商灶户，无不奉行维谨，罔敢逾越”。四川省盐务混乱，“骇人听闻”的原因固然是“官、商之敢于贪诈”，更重要的则是“虽有成法可循，究未经定为志乘颁发通行以资准则”。因此，在当今官运商销“纲纪秩然，百弊略净”情况下，“拟为久远遵守之计”，与盐茶道崧蕃、建昌道唐炯等编纂《四川盐法志》，“期为四川省日后不易之定则”。
光绪八年（1882）五月，在崧蕃、唐炯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四川盐法志》编纂成书。于是，丁宝桢上《〈四川盐法志〉成书恭呈御览折》，“缮具黄册”“恭呈御览”。同年，丁宝桢总纂的《四川盐法志》正式刊刻。
关于这部志书的目录编次及缘由，《四川盐法志》收录的一份丁宝桢的奏表有详细说明：“若夫宪典悉遵，圣训蠲恤，渥被皇仁；敕书则巽命重申，圣制则天章首焕，特先恭纪用弁于端。泉脉伏地，宜附丽于方州；民食为天，等艰难于稼穑，则以《井厂》次之，而各图说系焉。计边分岸，比飞刍挽粟之劳；水陆交驰，见雷骈云舻之利，再次以《转运》，而疆域运道各图表系焉。盐人楬书，遂沿流为交子；水衡主利，用分佐夫度支，又次以《引票》《征榷》，而《配引》《榷额》二表系焉。然而官司主计，治法必有治人，䰞鬻多私，兴利必先剔弊，则《职官》次之，《缉私》又次之。至若入境问禁，邦有常刑，则《禁令》尤宜共守。援古证今，义资考镜，故《纪遗》用以终编。”
翻开天津图书馆藏光绪八年（1882）四十卷刻本《四川盐法志》，在“纂辑职名”下，有两位熟悉的贵州人，一位是担任“提调”（负责志书编纂调度督促）的四川分巡建昌兵备道、办理滇黔边计盐务、今授云南布政使臣唐炯，还有一位是担任“采访”（负责采集寻访资料）的四川特用知府华联辉。
唐炯（1829—1909），贵州遵义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在丁宝桢推行的官运商销盐务改革中担任黔边盐务总局总办，在盐务改革中起到中坚作用。对此，丁宝桢对这位贵州老乡也是高度肯定、夸赞有加，多次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举荐，如“于川黔两省边势民情洞澈无遗，而才气亦足以济事”，“忠正强毅、清操绝人，其公尔忘私”，“心精力果、守洁才明、矢志公忠”。光绪六年（1880）二月十九日，丁宝桢在盐务官运商销大有成效下，向朝廷上《保举人才堪备任使折》，特意举荐唐炯，说他“秉性刚毅、操守谨严、识见宏远、才气深厚”，实在是“文武兼资、缓急足恃，堪当大任之才。”也是在丁宝桢的大力举荐之下，唐炯从最初的候补道员实任四川建昌兵备道（正四品），再到后来升任云南布政使（从二品），成为一省封疆大吏。
华联辉（1833—1885）也是贵州遵义人。他既是茅台酒的创始人，也是丁宝桢盐务改革中的关键人物。在参加盐务改革以前，华联辉是贵州有名的盐商，深谙盐务和经商之道。当唐炯向丁宝桢推荐华联辉负责盐务官运商销的具体事宜时，丁宝桢“即函致来蜀，与之咨商一切”。在交谈过程中，丁宝桢对华联辉提出的“非专意于恤商便民不为功”“成本甚绌，当可设法。惟口岸甚多，商情必通，而后根基可固”等条大为赞赏，以致后来专门上奏保举，说他“操行正大、识见闳远、才力坚卓、条理精详”“盟心在局，数年不受一毫薪水，尤为近今罕见”，并评价他是四川盐务改革中的最大功臣。
此外，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四川盐法志》“纂辑职名”下27个人中，贵州人多达11位，占据籍贯可考者一半。这11位贵州人，除丁宝桢、唐炯、华联辉外，还包括“编辑”罗文彬（贵州贵阳人），“校定”文天骏（贵州清镇人），“检校”陈鸿作（贵州贵阳人），以及“采访”阮全龄（贵州息烽人）、于德楷（贵州贵阳人）、华国英（贵州遵义人）、刘藻（贵州贵筑人）、赵廷璜（贵州遵义县人）等。这些人，既是编纂《四川盐法志》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丁宝桢四川盐务改革的中坚力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四川盐法志》，是由众多贵州人参与编修的，而发生在晚清的那场四川盐务官运商销改革，也是由众多贵州人联手参与、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