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贺琰竹 摄影报道

一幅荣获省级奖项并被美术馆收藏的版画，竟被千里之外的一名学生几乎原封不动“复制”，甚至保留了原作者的专属标记。2025年12月初，贵州版画创作者刘科技（笔名刘逸玄）在小红书上发布的维权帖，将艺术创作领域的“抄袭之痛”再次推向公众视野。

在文创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抄袭行为为何屡禁不止？原创者该如何在“被模仿”的困境中守护自己的心血？当法律红线遇上创作热情，全社会该如何构建一个尊重原创的良性生态？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获奖版画被“复刻式”抄袭

2024年11月，贵州版画创作者刘科技（笔名刘逸玄）创作了作品《最美侗寨》。该作品参加贵州省第二届藏书票小版画展并获得优秀奖，被六盘水美术馆收藏。然而，2025年12月初，刘科技意外发现，自己的这幅作品被成都某大学的一名学生抄袭，抄袭作品甚至在学校的展览中获得了一等奖。

对比图显示，抄袭作品与原作相似程度极高。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抄袭者不但将原作中作者留下的“逸玄之书”字样一并抄去，还因对藏书票不了解，在画面外围错误地添加了重复的标记。

事件曝光后，该大学迅速回应。校方表示已与涉事学生谈话，学生承认模仿程度较重。目前，该生已主动联系刘科技，真诚致歉并写下道歉书，获得了原作者的谅解。

屡被侵权的设计师无奈转型

刘科技的遭遇并非孤例。在文创设计行业，抄袭仿冒已成为许多原创者心中难以言说的痛。

“我被抄怕了。”贵州本土设计师、贵哉文创负责人罗运贵说。作为一名拥有11年经验的全职设计师，罗运贵曾连续两年获得世界顶尖的德国iF设计奖，专业能力备受业界认可。然而光环之下，是其屡屡被侵权的无奈。

“市场上那个叫‘转黔’的旋转冰箱贴，不少于10家在抄袭我们，我都不想出新了。”罗运贵坦言，抄袭的猖獗曾一度打击了他的创作热情。

面对困局，罗运贵另辟蹊径——转型深耕非遗。“现在我不做那种容易复制的代工产品了，我在做设计和非遗的嫁接。我们自己设计，自己生产，把非遗生活化！”

他解释说，过去的设计方案交给外地代工厂后，很容易被泄露和模仿。“钱让别人挣了不说，还分分钟被抄袭。现在我们自己做设计，在本地找‘孃孃’们手工制作。这样不仅能让本地人增加收入，最关键的是，纯手工的、蕴含独特非遗技艺的产品，别人没法简单抄走。”

从机器量产的“易抄品”转向独具匠心的手工“定制品”，也是罗运贵对抄袭的巧妙回击。

抄袭者需承担法律责任

抄袭行为究竟需承担何种后果，原创者又该如何有效维权？记者咨询了“天眼问政”专家团成员、贵州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乔力。

乔力指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抄袭在性质上属于剽窃他人创作成果的侵权行为。一旦构成抄袭，行为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中，民事责任是核心，包括要求侵权者立即停止侵害（例如下架抄袭作品、停止传播）、消除造成的不良影响、向原作者公开赔礼道歉并进行经济赔偿。在本次刘科技的案例中，涉事学生主动联系道歉并撰写道歉书，正是其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体现。

乔力补充说，除了民事责任，如果抄袭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还可能面临著作权行政部门的处罚；倘若情节特别严重，例如以营利为目的且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甚至有可能触犯刑法，需承担刑事责任。当然，在此次事件中，由于学生及时道歉并获得了谅解，并未发展到这一程度。

创作者该如何应对抄袭这一顽疾呢？乔力提出了一个体系化的建议。他认为，首要任务是筑牢思想防线，通过持续的社会宣传与行业教育，特别是在艺术院校和学生群体中，厘清学习借鉴与抄袭剽窃的法律与道德边界，从根本上遏制侵权意识。

对于创作者个人而言，“保存证据”是维权的基石。在创作过程中，应有意识地保留草图、设计手稿、不同版本的修改记录以及创作过程中的辅助材料。这些证据是证明作品权属和创作过程的关键。

当发现作品被抄袭后，行动贵在迅速。乔力建议，权利人应第一时间对侵权证据进行全面固定，包括保存好自己的原作权属证明，对侵权作品与原作进行清晰对比，并截取侵权作品在展览、网络等渠道公开传播的记录。在此之后，可以先尝试与侵权方进行沟通协商，或通过第三方调解解决；若协商无果，则可以通过行政投诉或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法律途径坚决维权，其核心目的在于及时制止侵权，防止损失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