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玲

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提出，加强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利用，培育“村字号”品牌集群，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繁荣发展文化产业，扩大多彩贵州文化影响力，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贵州民族文化资源富集、活态性强、情感认同深厚，为品牌化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村超、村BA、村T、村晚等“村字号”品牌集群，呈现出文化自生长、品牌自表达的生动实践。但也要看到，资源富集并不必然带来品牌强势，现象“出圈”亦未必自然转化为产业“长红”。推动贵州民族文化品牌化，关键在于让文化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人民主体、回到价值根脉。当文化叙事重建、品牌机制理顺、产业体系强化、共同体关系稳固，民族文化品牌才能具备持久生命力。

以文化为价值之源，使经济活动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过程。民族文化品牌不是外在符号叠加，也不是政策或资本的单向产物，而是在社会生活中不断生成、被感知与再生产的结果。其生成可从文化内核层、叙事关系层与产业表现层理解，可概括为“根—脉—形”的内生生长结构。文化内核层，是民族文化的意义根脉。它承载族群对世界、自然、共同体与自我身份的深层理解，也是品牌的精神根脉。叙事关系层，是文化获得情感联结的桥梁。文化真正被认同，并非因为其图腾、色彩或纹样，而在于它唤起了共同记忆、共享情感与集体经验，使文化成为“可进入、可共鸣、可参与”的社会关系，而非静态观看的展品。产业表现层，是文化落地为可体验生活方式的外化形态。通过产品、场景、视觉与渠道进入当代人的日常。但若缺乏前两层支撑，容易陷入浅表化、符号化，文化会“变轻、变薄、变快消”。民族文化品牌的真实力量，在于能否承载情感、安顿心灵。

与日常生活共生的活态系统，为民族文化品牌化发展提供了独特条件。从文化内核层看，贵州的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本真性与生命性。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等族群在山地生活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共处的生态智慧、以共同体为纽带的伦理秩序和以歌舞叙事传承记忆的审美体系，这些深植于身体经验与情感结构的文化根性，是品牌的生命来源。从叙事关系层看，贵州的民族文化延续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的日常情感场域。寨场、鼓楼、风雨桥、芦笙场等公共空间，承载着社区内部的交往、协商与共庆，构成了文化的公共性舞台。村超、村BA的强烈共鸣并非偶然，而是这种内生叙事结构被重新激活，乡土共同体的情感联结以新的形式重新可见。从产业表现层看，贵州的民族文化正在形成多向生长的开放格局。非遗工坊、民族市集、山地音乐节、夜间文旅活动等，使文化转向“可体验、可沉浸、可带走”。服饰、银器、蜡染、民族乐舞、节庆元素由符号转为生活方式，由地方性审美转为当代性表达，初步具备“场景塑造—消费转化—关系延展”的能力。贵州的优势，不只在于文化资源数量，而在于文化之“根”、情感之“脉”、生活之“形”并存，使品牌具备自然生长的可能。

从“外塑”走向“内生生长”，以价值聚众，以认同成势，以共同体支撑生命力。文化意义回归，即从“技艺展示”走向“精神表达”。贵州民族文化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智慧、以信义守望共同体秩序的伦理结构、以歌舞传情的生命表达体系。重建品牌叙事，应从提取与阐明这些内在精神入手，把技艺展示转化为意义呈现，让品牌被理解、被信任、被共鸣。生活场域生成，意味着品牌的成长不依赖项目，而源自日常生活。未来的品牌塑造，应由项目驱动走向生活生成，由外部塑形走向内部自表达，让村寨、社区、传承人与青年群体成为行动者，让品牌生长在集体记忆中。价值链重编织，指向构建以文化主体为核心的共益结构。需要重构产品设计、供应链协同、渠道布局与商业模式，让文化逻辑嵌入价值链。探索“品牌合伙制”“乡村文化共益体”等机制，使传承人、村民、运营者、资本方与消费者形成价值共同体，提升品牌的自我生长能力。情感共同体稳态，是指让品牌成为身份、记忆与归属的载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主体性，推进活动共创、空间共营、权益共享，让品牌不只是经济现象，更成为社会事件、精神符号和生活共同体的象征。

（作者单位：贵州黔南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