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学安
随着“村BA”“村超”的爆火，侗族大歌、苗侗斗牛等文化瑰宝借助直播镜头成为顶流。在今年数博会期间，“数字”与“人文”的深度融合发展，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当下，数字文旅、数字非遗、数字藏品等新业态蓬勃涌现，人文经济正成为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蓝海。
文化基因如何在数字浪潮中焕新，并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动能？数字技术又怎样反向激活、重塑乃至重构地方文化版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就此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请他结合贵州实践，从人类学视角详细解码“数字浪潮中的文化基因”。
记者：如何理解数字经济与人文经济互相融合互相促进？
赵旭东：人类学认为，人生活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形态深受社会制度和技术革新的塑造。技术变革必然孕育出与之相应的文化表达形态。当下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日益转向基于网络新媒体的表达。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本质上是文化表达形态转型的载体，理解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便能把握其中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
例如，有人因高铁禁带散装白酒的规定，在安检时当场喝完一瓶酒。酒厂得知后，主动给予其远超酒本身价值的“精神补偿”，而这次事故营销带来了这款酒的销量大涨。
这种“精神补偿”在法律层面或许难以理解，但从文化角度看却十分自然——它体现了“有所失必有所得”的互惠原则。厂家正是巧妙利用人们对这种文化心理的依赖，通过补偿行为进行营销，成功吸引了直播带货的流量与关注。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中的“流量密码”，其底层逻辑实则是“文化密码”。在数字化时代，文化表达与流量经济相互映射，彼此成就，形成了强大的共生关系。
记者：人文经济为何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赵旭东：人们衣食无忧后，第一个涌现出来的就是对于文化意义的符号消费。比如走出自己熟悉的地方，到不一样的文化氛围中去体验不同地区的生活，这就催生了寻求独特文化体验的旅游经济。在这方面，具有丰富文化形态的贵州发展模式值得关注。
在传统的旅游方式中，游客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片面且不透明。行程安排、景点内涵、文化背景、消费项目等信息可能被简化或过滤，让游客难以获得全面、真实、深度的体验。例如，面对一场精彩的贵州民族文化表演，游客可能因不了解其历史渊源、象征意义、表演细节或背后的故事，而停留在看热闹的层面，无法真正沉浸其中，感受其文化魅力，旅游的体验感和满足感因此大打折扣。在解决这些痛点方面，数字经济恰恰可以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记者：人文经济与数字经济该以怎样的方式更好融合发展？
赵旭东：文化消费成为数字经济新增长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嫁接新媒体渠道是必由之路。未来经济发展要素必须接入新媒体平台，地方经济尤其不能脱离这一趋势。而新媒体传播的核心表现形式本质上仍是文化——例如依托热门旅游景点的民族服饰旅拍，正是通过文化展演创造了沉浸式的民族风情体验。
第二，文化经济是旅游经济的核心引擎。旅游业的繁荣背后，真正活跃且具有驱动力的是文化经济。同时，旅游基础设施也日益依赖数字技术，比如网络便捷性、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及因乡土文化认同感而兴起的农家乐、民宿等新业态，都体现了文化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潜力。
第三，文化意义与虚拟世界天然契合。文化作为传递生活意义与价值的载体，具有虚构性质，这使其与虚拟世界紧密相连，并将文化追求推至意识前沿。需明确的是，文化作为先入为主的观念，通过媒介传播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从而形成流量经济。因此，“文化先行”的新经济模式，正直接推动着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
记者：地方人文中哪些元素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元素？
赵旭东：地方人文元素和老百姓生活相关之处，都是文化经济大展拳脚的地方。文化和经济紧密相连，包括人们生活无法避开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实际上背后都具有一种文化包装意义的存在，而它们又完全是基于各种消费经济的实践而有的文化实现和表达。
一个很传统的地方性小吃，可能成为支撑起一个家庭乃至一方社会的重要经济支柱，比如山西的陈醋、山东的煎饼、南京的板鸭、贵州的酸汤以及广东的烧腊之类。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民俗文化意义上的经济产品，它们也都因为有这一身文化外表而受人关注，特别是在旅游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地方特色变得日益重要和突出。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要依赖于这些文化的符号和意义，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说明了二者相互转化的逻辑基础。
记者：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该如何通过数字经济转化为文化经济？
赵旭东：贵州多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在人文经济数字化转型上应该大力探索。贵州全力打造基于数字流量密码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榕江的“村超”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值得深入挖掘。在那里，当地民众积极转发赛事信息，珍视“村超”荣誉，这种发自内心的全民参与和传播热情，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使一个地方性的民间足球活动跃升为世界瞩目的现象级赛事。
“村超”“村BA”等人文活动的成功，根基在于巧妙运用了数字时代的流量密码，而其深层的驱动力，则源于对苗侗传统斗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可以说，“村超”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是地方社会历经多重形态的转型后，在网络时代结出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