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谌贵璇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神州动荡，山河破碎。偏居西南一隅的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在这风雨如晦的年代，国立贵阳医学院应运而生。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贵阳设立医学院，结束了贵州没有国立大学的历史。1937年12月，在热带病学家、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襄教授李宗恩的带领下，杨崇瑞、朱章赓、汤佩松、朱懋根等医学及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共同投入这段筚路蓝缕的建校历程。

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宣告成立，是当时全国九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李宗恩博士出任首任院长。他将协和医学院的严谨学风整体植入黔中大地。也因此，贵阳医学院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小协和”。

建校之初，百端待举。没有现成的校舍，就租用阳明路上的两广会馆、“三圣宫”与华严寺作为校舍。实验室、教室、图书馆蜗居于古旧建筑中，学生宿舍更是因陋就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1938年春天，贵阳医学院迎来了第一批学生。

学校充分借鉴英美先进的医学办学模式和协和医学院成功的办学经验：全英文教材，学生自主授课与教师精讲结合。这种“先自学、再讲授”的独特训练，培养了学生终身受益的自学能力与学术韧性。为加快医学人才培养，学校向教育部申请取消寒暑假，与时间赛跑。

在贵阳医学院的学子中，有一位名叫杨洁泉的河北青年。他原就读于河北省立医学院，因华北沦陷被迫中断学业。1938年4月，他穿越重重烽火，辗转来到贵阳，考入贵阳医学院，并于1940年2月以首届毕业生身份毕业，长期扎根贵州。

杨洁泉对医术的追求近乎执着。1941年，湘雅医学院迁至贵阳，其师生能用英文熟练书写病历，杨洁泉自感不足，便借来英文病历范例，一字一句抄写研习。他甚至用三个月的薪水购得一本英文版《急诊外科学》，日夜啃读，这本书也成为他一生最珍爱的藏书。

抗战后期，杨洁泉转至福泉马场坪公路卫生站工作。那里民众贫病交加，沙眼流行，许多人因此失明。尽管设备简陋，他仍想尽办法开展治疗。一次偶然，他在库房中发现一台闲置显微镜和试剂，如获至宝，随即开展疾病筛查，成功诊断并控制了当地“回归热”的流行。他奔走村寨军营，宣传隔离、灭虱，以免疾病再次流行，深受当地群众称赞。

抗战胜利后，杨洁泉长期工作于贵阳医学院，并曾在抗美援朝期间担任贵州省志愿军骨科手术队队长，奔赴前线。归国后，他历任贵医附院院长、贵阳医学院副院长。1996年，杨洁泉辞世，按其遗愿将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成为贵州省遗体捐赠第一人。

从抗战风雨中走来的贵州医科大学，不仅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理想与坚持，也铭刻了如杨洁泉这样无数医者的生命足迹。他们用仁心与智慧，在艰难岁月中守护生命之火，也为贵州医学教育和医疗事业奠定了永不湮灭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