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雨

在贵州遵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有一名北京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朱穆伯，他以深邃的学术造诣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在国家山河破碎的年代里，为无数青年点亮前行的灯。

1895年，朱穆伯出生于贵州遵义。他自幼聪敏，记忆力强，在遵义中学堂就读时，各科成绩优良，国文教师晏怀新常夸其文章。民国初年，朱穆伯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成为国学家黄侃的得意门生。

当时北大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舞台。朱穆伯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大量书籍，尤其喜欢鲁迅的著作，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既有《左传》《史记》等典籍的高明手法，也吸收了西方和日本文学的精华。朱穆伯的学术勇气在北大期间就已显现。他曾听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课，对胡适提出的“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之论”极不认同，课后便撰写《驳诸子不出王官论》一文相诘胡适。章太炎先生阅后称赞他“敢发前人所未发”，黄侃也称此文有阳刚之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朱穆伯积极参加了这场爱国运动。他通过邮寄书信、传单给家人、亲友、同学的形式，把五四运动的消息传递到了边远的遵义，使遵义进步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这场运动激发了朱穆伯的爱国热情，也让他看到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力量。从北大毕业后，朱穆伯南下天津到南开大学任教，但由于心念桑梓，不久后便辞职回到贵州。

学成返黔后，朱穆伯先后执教于黔北十县联立中学、贵州省立第三中学、贵阳一中、遵义师范、遵义县中、国立浙江大学（驻遵时）、国立贵州大学，主讲文史课。

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驻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期间，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指示信提出对知识分子要“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要“吸引城市知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红军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的做法让朱穆伯深为赞赏。红军离开遵义后，他仍心系红军，向往中国共产党。

1938年，朱穆伯作出了人生中的重要决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贵州省工委批准，他成为一名特殊党员，由省工委直接领导并开展活动。入党以后，朱穆伯以他身份作掩护，做了大量支持学生运动、掩护地下党组织、协助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奔赴延安的工作。

朱穆伯深知基础教育的重要，常教学生要高处着想，低处着手，循序渐进。他要求学生精读名家名著，由博而约；写诗作文，要有书卷气，脱尽市井俗气。他认为书卷气犹如人的浩然气，“浩气无存，正气不中”。他亦重品德教育，常说：“文人最重品德。没有品德的人，就没有高尚的灵魂，也就写不出好的文章。”朱穆伯学识渊博，授课常引经据典，启发学生求知向上。他在给学生讲《离骚》时说：“我讲《离骚》，是为愿意听的人讲的，那些为做官而读书的人，可以出去，我不打他的缺旷。”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迁入贵州遵义、湄潭办学，朱穆伯入浙江大学任教，兼任图书馆馆长，秘密从事党的工作。1944年秋，他任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开设了《声韵学》等课程，并以钱玄同在北大的讲义为底本，参照诸家见解，编写了《声韵学十讲》。

1945年暑假，朱穆伯由国立贵州大学返遵度假，不幸染霍乱病，不治逝世，时年50岁。朱穆伯的逝世是贵州教育界和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尽管生命短暂，但朱穆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什么是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担当。他以自己的学识、品格和信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