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妮

八十余年前，浙大师生用西迁壮举证明，文明的火种，纵使经历烽烟淬炼，也永不熄灭；八十余年后，浙大与湄潭的持续互动，昭示文明的影响是双向的滋养。

在遵义湄潭文庙的青石板路上驻足，指尖抚过四百余年历史的斑驳墙垣，耳畔仿佛回荡着八十余年前浙大学子的琅琅书声。这座贵州省保存完好的三大文庙之一，不仅见证了明朝万历年间的文脉初兴，更镌刻着一段特殊的岁月——1940年至1946年，浙江大学在此扎根七年，以“文军长征”的壮举，在战火中为民族保存教育火种，更以科学与文明的光芒，照亮了黔北大地。如今，湄潭浙大小学的孩子们在AI课堂上与杭州的名师隔空对话，香港中文大学的志愿者在暑期课堂上传授新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历史的延续，更是文明力量的持续生长。

1937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吞噬江南，竺可桢校长带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信念，率领浙大师生踏上西迁之路。2600余公里的跋涉，六省山河的辗转，最终在遵义、湄潭、永兴找到了安身之所。如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讲解员刘金亭所言，彼时的湄潭“条件差、思想落后”。浙大学子的到来，掀起了一场无声的革命。女学生穿裙子、在湄江河上游泳课的场景，一开始当地百姓无法接受，却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渐渐打破了封闭的思想。师生与百姓关于“露皮肤”的争议，就如同现代文明与传统观念的碰撞；而浙大师生以从容与坚持，让“开放”二字在湄潭落地生根。

更深刻的影响在于科学火种的播撒。农学院师生走进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水稻种植技术，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提升；实验室向百姓开放，加工出“玉露”“珍眉”“湄红”等茶叶品类。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湄潭百姓用房屋和粮食供养师生，浙大则用知识回报这片土地。正如西迁二代在留言板上写下的“浙大精神永留贵州”，这种精神不仅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执着，更是知识分子与土地的血脉相连。

在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陆昌友的办公室里，《竺可桢日记》的泛黄纸页上，“2313天”的西迁时长被红笔圈出。这位72岁的研究者用十余年时间，从浙江省档案馆到何家巷旧址，一点点拼凑出浙大与湄潭的记忆。他推动修复了郑莫祠、西迁文化园等物理空间，更唤醒一段深沉的精神记忆——那些在文庙大成殿里借阅书籍的学子，在崇圣祠宿舍挑灯夜读的身影，最终走出了50余位两院院士，也走出了浙大人对湄潭“第二故乡”的深深眷恋。

这种眷恋在多年后化为具象的回馈。2012年，浙江大学与当地政府共建的湄潭县浙大小学竣工，“求知知真，求是是真”的校训，将“西迁文化”植入基础教育的土壤；后来整合教学资源，设立奖助学基金，让“感恩”二字有了实在载体。如今的浙大小学，已成长为辐射全县的教育标杆。干部培训项目、各类教学能力提升班，浙大教育基金会西迁感恩基金的持续投入，让优质资源不断流向湄潭。从战火中的相濡以沫到和平年代的守望相助，浙大与湄潭的故事，始终写满“双向奔赴”。

2023年“双专计划”教师带来了前沿课程，2025年AI培训班上受训教师神情专注，香港中文大学志愿者与孩子们笑脸合影……走进浙大小学，笔者感受到这所学校不仅是历史的纪念，更成为当地基础教育的“发动机”。有教师曾在“重走西迁路”后感慨：“竺校长用行动诠释的知行合一，是我们必须传承的接力棒。”这种传承，让“求是精神”从历史符号变为了教育实践。孩子们在课堂上，汲取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精神基因。

这份深植于血脉的家国情怀，持续影响着湄潭。正因“西迁文化”的熏陶，当地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全县学风也延续着当年浙大学子的严谨。浙大小学的实践，正从“一所标杆学校”向“一套可借鉴的教育理念”跨越，生动演绎着西迁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离开湄潭时，夕阳为文庙的钟楼镀上金边，与浙大小学操场上飘扬的红旗交相辉映。八十余年前，浙大师生用西迁壮举证明，文明的火种，纵使被烽烟淬炼，也永不熄灭；八十余年后，浙大与湄潭的持续互动，昭示文明的影响是双向的滋养。这段跨越八十载的情缘，其意义远不止于校地互助，更成为中华民族在危难中坚守、在和平中奋进的精神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