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世忠 杨俊
乌江是贵州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通道，不仅是一条物质流动线、人员流通线、文化互通线，更是一条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线。以乌江流域为核心，乌江文化是融合多民族历史、民俗、艺术、生态等元素的区域性文化体系，不仅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颗瑰宝。
乌江文化完整记录了贵州的发展轨迹。乌江流经贵州除黔西南州外的8个市（州）。1964年通过考古发现，早在18万至20万年前，乌江上游已有古人类在此生活。迄今贵州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8个遗址中，6个位于乌江流域。从先秦至南北朝的夜郎、鳖国、牂牁等方国，到隋唐五代的羁縻州及罗氏、罗甸、乌撒等地方政权；从元明清的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强渡乌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革命壮举；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施“西电东送”战略，乌江作为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之一，具体承担着“黔电送粤”的使命。贵州的历史脉络，深刻烙印在乌江流域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制度变革中，这些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生动述说着贵州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乌江流域是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纽带。作为横跨云、贵、鄂、渝三省一市的西南地区重要河流，乌江流域不仅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区的典型区域，也是历史上各民族迁徙流动、互动交融的“文化走廊”。汉族、土家族、苗族、仡佬族、彝族、布依族、侗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政治、经贸、文化等多维度的密切联系，共同编织了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纽带。政治上，从秦汉时期设郡置县，到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加强治理，中原政治制度与文化持续浸润乌江流域。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朝廷委派大批流官深入治理，兴办官学、义学、社学，进一步促进了中原制度文明与本土文化的融合。经贸上，乌江航道尤其是下游地区，长期扮演着连接贵州、重庆、四川、湖南的“黄金水道”角色。明清以来，川盐经此水路运销彭水、沿河、思南等地，再转运到渝东南、黔北、湘西，沿途又收购大量的桐油、茶叶、药材等特产运送外地销售。活跃的商贸催生了思南周家盐号、安化街等客栈商号，商贾云集，湘、滇、川、豫、陕等会馆不计其数，形成繁荣的商贸网络，成为流域经济血脉与民族交往的动脉。文化上，乌江流域各民族在长期互动中孕育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形态。民族传统节日数以百计，集会地点繁多，如苗族的“四月八”“芦笙节”、侗族的“歌酒节”、土家族和仡佬族的“吃新节”等。这些多彩的节庆不仅是民族文化展示的窗口，更是促进跨民族情感交流与文化共享的重要载体。
乌江文化是多彩贵州一颗璀璨瑰宝。乌江流域的文化遗产，是贵州融入长江经济带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历史见证，其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丹砂开采。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丹砂的开采与销售，成为乌江流域与外界交往的重要纽带。明洪武五年设置的贵州宣慰府及播州、思州、思南四大土司，其辖区几乎覆盖了整个乌江流域；明清两代在乌江沿岸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古寨、古纤道、古营盘、古驿道、古墓群、古桥、古塔、古码头、古碑刻等星罗棋布，仅乌江流域贵州段石刻就达8000余通（处）；依托水运节点与沿岸城镇，乌江流域构建起独特的城镇网络体系与经济走廊。乌江流域更是贵州人文渊薮之地。明朝贵州建省后，屯堡文化、阳明文化、沙滩文化等，均在此地生根发芽、交相辉映；贵州历史上灿若群星的名人贤士，也大多出自乌江流域。乌江沿岸更是贵州红色文化的集中地，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的重要会议、经典战役都发生在乌江流域，这些红色文化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的重要内容。
乌江文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乌江流域地理上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高山峡谷密布，江河洞坑纵横，地上峡谷明河与地下溶洞暗河交织，构筑了地上地下两套相互关联、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系统。水生生物种类繁多，流域内已知原生鱼类达180种之多，水生植物、底栖动物种类数百计；乌江水面及沿岸，是斑嘴鸭、红头潜鸭、中华秋沙鸭、红嘴鸥等多种珍稀水禽的重要栖息地，流域原生生物种类逾千。乌江干流梯级电站的开发后，通过全面落实长江十年禁渔措施和电站周边小环境的修复整理，乌江流域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一批国家级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相继建立，编织起强大的生态保护网络。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守护着全球最大的黑叶猴野生种群，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武陵山与苗岭生态系统保护的关键屏障，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育着珍贵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庇护着世界上最大的珍贵孑遗植物银杉种群。这些卓有成效的保护行动，显著加强了乌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动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乌江文化的时代彰显。一是水资源与水环境保护的智慧引领。乌江文化的研究，核心在于深入挖掘乌江水文化。乌江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系统是基于乌江水资源水环境之上的，保护好乌江水才能实现乌江流域大系统的高质量发展。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广泛的社会宣传，能够有效唤醒社会公众的节水护水意识，形成“保护母亲河、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营造自觉保护水资源、合理开发水资源、科学使用水资源的水友好型社会。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指南。推动乌江流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乌江文化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现实落脚点。乌江文化研究乌江的过去、现在、将来，基于对乌江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的传承保护、生物多样性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强化“共饮一江水、共护一条河”的历史责任感与行动自觉，为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可操作的建议方案，揭示乌江流域人、水、生物和谐共生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路径。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支撑。乌江流域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民族多元，通过乌江文化的研究系统梳理和提炼乌江沿岸各民族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享记忆、互助实践，能够进一步引导各族人民深刻理解和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理念，持续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作者单位：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