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官学体制建立之后，迭经数代人的努力，一批军屯世家的子弟先后叩开科举之门，开启了科甲兴隆、代有人出的家族传统，助推了贵州文教的兴盛，加速了贵州的文化融合。

“在明朝将教育列为基本国策的大背景下，朝廷在加强政治、军事统治的同时，要求驻黔官员‘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地方史专家厐思纯说，治国驭民的政策指引下，贵州各府、州、县学和书院乘势而起，治黔官员们以振兴文教为职责，建文庙、办书院，大力提倡儒学、培养人才。

贵州在明朝建省，同时明朝也是贵州文教事业勃兴的关键时期。明嘉靖九年（1530），贵州籍官员田秋向朝廷奏请独立开科，为黔地士子免除了跋山涉水远赴他乡应试的困苦。

在厐思纯看来，对于当时“钱赋所出不及江南一大县”的西南省份贵州而言，贵州在开科后的300余年间，涌现出大批在科举场上脱颖而出的杰出之士，是贵州文教星空中绽放出的璀璨光芒。

“可以说，明清时期是贵州文教发展的转折期，两朝共创造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一探花’的骄人成绩，被人誉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凸显了贵州士人的风采。”厐思纯认为，大大小小的官学、书院，点燃了贵州文教的星星之火，又沿着驿道形成燎原之势，才有了“君看缥缈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