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
明初建省，迎来文教发展契机
据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所编著的《中国移民史》记载，在明朝洪武大移民中，数十万移民进入贵州。经过上百年的传承和演变，中原文化在这些地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推动了贵州经济、教育、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影响至今。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他就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在西南边疆需要广设学校、传播王化之道。
由于前期征战云南的军事需要，明朝在贵州沿途驿道设立了许多卫所。作为明代贵州最先出现的官方机构，卫所办学渐兴。在安顺府文庙修建后，贵州境内先后创立了20多所卫学，在全国的卫学密度中居首，由此衍生出一大批卫所进士。
这些卫所出身的进士是明代贵州进士的主体，通过科举考试，他们既实现了社会流动，得以提升自身地位，同时也在传播文化、移风易俗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沿着朱元璋的思路，明成祖朱棣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建立贵州布政使司，使贵州成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建省后的贵州，入黔驿道日渐畅通，中原文化和儒家文化得到快速传播，为贵州教育发展奠定了物质和人才基础。
“建省以后，最开始明朝规定‘贵州所属有愿试者于湖广就试’，然而途中山险路陡，考生们赶考艰险、水土不服，还没赶到考点，已身心俱疲。”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地方史专家厐思纯说，当时贵州乡试录取额数是明朝十三省中最少的。
明宣德二年（1427），由于“缘去湖广路远，于云南为近，宜就近为便”，明朝规定贵州就试云南。但贵州士人赶赴昆明参加乡试又多在盛夏时节，酷暑难耐，山高路险，盗匪横行，增添了考生赴考的风险。
在明朝中前期众多赴考的贵州士人中，偶有几人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功名。
明正统十二年（1447），出生于贵州平越卫（今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的黄绂赴云南参加乡试中第五名，翌年进京赶考荣膺进士，成为平越历史上首位进士。
3年后，来自普定卫（今贵州省安顺市）的赵侃同样奔赴云南参加乡试，中第二名，后在明天顺七年（1463）考取进士。他不仅成为了安顺的第一位进士，也是贵州较早任职京师贵为九卿的官员之一，是身受皇帝赐祭葬的大臣，对安顺的学风具有开风气之功。
厐思纯认为，赵侃考取进士后，安顺的士子习尚大变，本地的官学和私学在办学机制方面也渐有转变，由尚实用而趋于向成就功名演化，为后来在贵州省举行乡试打下了基础。
书院兴起，开自由讲学之风
在赵侃乡试中举那年，出生于兴隆卫（今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军人家庭的周瑛同样中举，并于明景泰五年（1454）参加京城会试，中甲戍科进士，成为黔东南中进士的第一人，时年22岁。
黄平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周长春介绍，少时聪慧好学，千里跋涉至四川泸州求学的周瑛，历官40余年，为官清廉，甚有声名。他说，“明朝贵州的草庭书院就是由周瑛创办的，该书院泽被后人400余年，使黄平一地‘科甲辈出，甲于他乡’。”
主持书院的10余年间，周瑛激励学子上进，遵循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邀请地方博学鸿儒到书院讲学，邻近州县来黄平就学者日益增加。为黄平及黔东南一带培养出不少有识之士和杰出人才，也让草庭书院之名不胫而走，成为当地学风淳正、学子勤勉向学的最有影响的学府之一。
明正德年间时，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驿（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坚持著书立说，创办龙冈书院，同时受聘主讲于贵阳文明书院，开启了贵州自由讲学之风，使得“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而观如睹”，将贵州的书院教育引向了巅峰。在王阳明的带动下，其弟子和入黔官员纷纷投身教育，流风所至，各地相继创办了21所书院。
据史籍所记，从明初至明崇祯三年（1630），贵州共建官学47处。官学与书院、卫学、府学等其他类型学校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教育体系，使无数学子凭科举踏进仕途，获得功名利禄，实现人生价值。这些人走出去的同时也会反哺家乡，重视家乡教育事业，用自己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为当地教育添砖加瓦。
作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贵州清平卫（今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进士孙应鳌曾创办了山甫书院和学孔书院，还开辟正学书院等，晚年归乡更是致力于讲学著述。
如今，漫步在黔东南州锦屏县隆里古城（原龙里守御千户所），还能感受到盎然浓郁的文风，一座龙标书院，见证隆里人文蔚起、风开百代；门楼上“文教昌明”“秀挹南山”诠释了隆里人重视文化教育的美好寄托和愿景；门楹上“开科第”“书香第”“科甲第”等彰显了隆里崇文重教的风尚。
独立开科，万马如龙出贵州
科举制度下，当地士人考取秀才、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其数量的多少无疑是评判一个地区文教成果的重要标准。更多的学子进取功名不仅催生了各地书院的兴起，也促进了各府州县卫学的发展，为贵州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带来了新契机。
明万历间，贵州文教日盛。在厐思纯看来，贵州的独立开科是最直接的动因。“开科后的贵州，让更多的士人免受了科举乡试长途奔波的劳苦，参加乡闱的人数不断增长，以‘万马如龙出贵州’之势，角逐于科举场上，促进了知识阶层自下而上的流动，调动了各阶层学习知识的积极性。”
其实，在明嘉靖之前，当时在贵州主政的历任官员都曾多次向朝廷疏请独立开科取士，但迟迟未能如愿。据《贵州省志·人物志》记载：“嘉靖八年（1529），田秋上《请开贤科以宏文教并增解额疏》，获准后于嘉靖十六年（1537）在贵州首开乡试，取士名额由21名增至25名，贵州文士从此登科者不绝如缕。”
后来，田秋还写下《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亦得到朝廷的允准，在府学、卫学之外，增设州学、县学，以广文教。
此番开科，贵州不仅仅有了更多的举人、进士名额，更因全新的教育格局，承贤启智激活了更多贵州人的思维和智慧。
《贵州通史》对此有载，“人才联袂而起，俊杰之士比于中州，各方面都涌现一批英才”，足以反映出开科后贵州文教的昌盛。
云贵两省入翰林院授职第一人的邱禾实，被称为“明末贵州第一奇才”的谢三秀，诗画兼长、抗清不屈的杨文骢，才华横溢、政绩卓著的周渔璜、周钟瑄侄叔，被誉为《聊斋志异》评点之翘楚的但明伦，被尊为“沙滩三杰”的郑珍、莫友芝与黎庶昌，以及后来的“三鼎甲一探花”，还有张之洞、丁宝桢、李端棻等，可谓“人才日盛，科不乏人”。
“据史料载，从明初至明崇祯三年（1630）的200余年间，在华夏的科举场上，贵州士人考取了上百名进士和千余名举人的好成绩。”厐思纯说，这些进士和举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屯军及其后代，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明朝大兴文教的大环境和书院风气的熏陶下，他们发愤图强，走出大山，在科举场上与中原士人互争雄长。
明清两朝，贵州设学官、建文庙、办官学、创书院，大力提倡儒学，培养人才，科举贤才辈出，贵州文脉延绵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