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通道地位源自于区位，区位则源自地理，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贵州形成了独特的通道文化绝不仅仅是地理意义。在拥有军事战略地位的同时，它同样是经济通道、文化通道、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通道。今天的贵州随着立体交通网的形成，不仅谈不上封闭，未来成为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商贸交易的集散地与物流中心也是可期的。

明代建省以前，贵州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与其他地区的商贸不存在“进口”与“出口”问题。明初在贵州广设卫所，大兴屯田，屯军及其家属带来了大批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农作物品种，极大地丰富了贵州人的生活内容。但这些并不属于商业交换行为。明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后，外地商人和工匠纷至沓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贵州的民族制品受到外地客商的青睐，加上贵州自身有着极其丰富的矿藏，如铜仁的金银、开州（今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的朱砂、威宁与水城的铅、修文的水银，都成了外地客商争相采买的物资。而他们从外地带来的商品，一些随着屯堡居民的到来本地已经能生产，一些则因贵州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只能局限于城镇销售，广大农村即便羡慕，也无力购买。倒是贵州盛产的各种木材、林产品、矿产品成了商贩们争抢的对象。

特别要提到的是产于黔西北与黔东南的马匹，仅明洪武十七年（1384）明政府便在当地易马6500匹，单是户部以棉布交换的马匹便达1300匹。仅时隔一年，马匹交易量即猛增至6729匹，以后各年的购马数长期保持在7000匹左右。而当时一匹马的价格相当于棉布34匹或茶100斤。此外，大批手工业产品也是贵州出口的主要商品，尤其是羊毛毯一项，极受外地用户的喜爱，仅洪武十七年（1384）一次进贡的羊毛毯就多达2300领之多。

至于商贸路线，早期的商贸肯定是沿着主要交通线展开。随着卫所屯堡令贵州城镇飞速发展，除了贵阳、遵义、安顺、兴义等发展较快的大中城镇外，商贸的扩展便在线性发展的基础上，呈现出以中心城镇为基地，向周边蔓延式伸进，逐渐扩大到穷乡僻壤，推动着贵州商品经济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