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黎庶昌,贵州沙滩文化代表人物之一。如今在遵义新舟镇沙滩村,其故居仍然保存。光绪七年到十六年黎庶昌两度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日本的经历,使得这座宅子也称“钦使第”。倚山而建的三进院落,如今已是黎庶昌及沙滩文化的纪念馆。
但日本并非黎庶昌“走向世界”的第一站,在此之前,黎庶昌还曾任外交官驻西欧各国,成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杰出代表之一。光绪二年(1876)冬,郭嵩焘出任驻英、法两国公使,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出常驻的使臣。黎庶昌经同为贵州人的丁宝桢举荐,调任三等参赞随行赴欧,从此开始外交官生涯。他们从吴淞口出发,坐船经香港、新加坡、锡兰,渡红海,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绕过葡萄牙南段进入大西洋,在英国南部阿母敦(今南安普敦)登陆,最终抵达伦敦,行程3万公里。
此后5年间,黎庶昌曾任职于伦敦、柏林、巴黎和马德里,游历西欧十国,并撰写《西洋杂志》8卷,记述各国政教风物、民情习俗,被誉为19世纪西洋风俗画卷。此书国内数度印行,近世还有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
当代学者、著名出版人钟叔河在其题为《一卷西方风俗图——黎庶昌的<西洋杂志>》一文中说,《西洋杂志》面世之时,“徐继畬、林则徐、魏源等人编著的世界地理书籍流传未广,斌椿、志刚等人关于西方世界的报道少为人知,欧洲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了解的世界。”而《西洋杂志》这部书“既反映了英法德西等国的政俗民风,又介绍了许多外国的地理知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了帮助人们打开眼界的作用。”
光绪七年(1881)冬,黎庶昌调任驻日本国公使。3年后,丁母忧回故里,创修拙尊园,广积藏书。光绪十三年(1887)冬,再度出任驻日本国公使。此期间,他广交日本朝野文士,声誉日隆。他搜求流落日本而国内失传的我国古籍,辑印《古逸丛书》200卷,印制精美绝伦,轰动国内学界。又刻印中日文士唱和的诗文集《黎星使宴集合编》《黎氏家集》40卷。他把贵州边隅的地域文化,推介到东瀛,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黎庶昌悉心探求富民强国之道。受日本“明治维新”的鼓舞,他曾向朝廷上《敬陈管见折》,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提出革新方案,但遭拒绝。后来因上奏折附片请建“郑莫诸公祠”而被降官三级。以道员资格出任川东兵备道兼重庆海关监督。他在重庆办实业,修云贵会馆,建公园,创办致用书院;出资开办洋务学堂,培养并派遣学生赴英、法留学。他还接纳一些门生,使沙滩文化流播蜀中。
黎庶昌专攻古文,也研治地志及目录学,著述甚丰。他成就最高的是散文,取法于郑珍和曾国藩,出国后的作品更是内容丰富,风格遒劲。《卜来敦记》《游日光山记》《奉使伦敦记》等数篇文章被多家选本收录,成为近代散文名篇。
晚清百余年间,沙滩村涌现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学者、诗文作家、艺术家数十人,有著作200多部,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版本目录、科技、金石、书画等领域,辉煌一时。《贵州通志·艺文志》里说,清代贵州的著述中,沙滩人和受沙滩人教育与影响者的著述占三分之一——民间有谚语: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
沙滩村里的禹门寺,最初叫沙滩寺,由黎氏家族创建。当年的黎氏家塾就设在这里,沙滩文化代表人物郑珍、黎兆勋、黎庶昌等都先后在这里求学。这座读书堂招纳族人及乡里子弟,历时300多年,培养出大批人才。除了禹门寺里的家塾,沙滩村还有沙滩文化奠基人黎安理的书房“锄经堂”,其长子黎恂曾从浙江购回几万卷图书陈列其中供人翻阅,郑珍、莫友芝、黎兆勋、黎庶昌等都在其中领受书籍的恩惠。如今的锄经堂是黎氏后裔黎培礼的住房,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农舍,然而它却滋养了一个半世纪之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贵州先贤们。
(相关报道详见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