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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 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

黎庶昌雕塑。

黎庶昌手迹,李连昌摩刻。(陆青剑 摄)

《古逸丛书》

文、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黎庶昌的故乡在贵州遵义新舟镇沙滩村。知名学者黄万机在其2006年出版的《沙滩文化志》一书中这样描述沙滩村的面貌:“沙滩前带清流,后枕冈峦……村中有近百户人家,屋宇层迭,掩映着翠柏修篁;沿溪两岸,田畴沃野,弥望十里。”文字中世外桃源般的景致,与如今沙滩村的现实场景几乎毫厘不差。

这个人杰地灵的村子,孕育了晚清光照中华文化史的“沙滩文化”。而黎庶昌就是“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驻欧外交官生涯和《西洋杂志》

黎庶昌少年时代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但意气超迈,抱负不凡。清咸丰四年(1854)以后,贵州战火纷飞,贵阳、遵义几乎成了烽火中的孤城,地方官正自顾不暇,何谈开科取士?黎庶昌深感困处乡里,绝无出息,决计北上顺天乡试,然而两度秋闱均未获选,只能困居京师。

同治元年,载淳即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下诏求言。王公大臣无一人进只字片言,黎庶昌却以廪贡生的身份上“万言书”。被召赴军机处面试时,他陈述国家应该兴革之大事十五桩,件件正中要害,于是被特赏知县,分发江苏曾国藩大营查看委用。时年仅26岁。

黎庶昌被曾国藩留在身边作机要文案达6年之久,之后又被曾国藩推荐出任地方官加以磨炼。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北上时,留黎庶昌在江苏待用,并在奏疏中保荐评价黎庶昌“外甚朴讷,内有抗心古哲、补救时艰之志。”

光绪二年(1876)冬,郭嵩焘奉命出使英法。经贵州同乡丁宝桢举荐,黎庶昌被选为三等参赞,随行赴欧,从此开始外交官生涯。这年十月,他们从吴淞口出发,乘英轮经香港、新加坡、锡兰,渡红海,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绕过葡萄牙南端入大西洋,在英国南部阿母敦(今南安普敦)登陆抵达伦敦,行程3万多里。初见世面的黎庶昌身历海外诸种景观,眼界顿开。

《西洋杂志》是黎庶昌出使英法,先后任职于伦敦、柏林、巴黎和马德里的5年多时间里,关于欧洲各国的记述。他对欧洲各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西洋杂志》既反映了各国的政俗民风,又介绍了许多世界地理知识。其时欧洲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完全陌生的世界,这部书在19世纪80年代起到了帮助国人打开眼界的作用。

《西洋杂志》问世时,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畬根据外国人提供的资料编写的《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是中国人讲述世界地理的开始,但他们足迹不出中国,所述偏重自然地理,对鲜活生动的东西介绍很少。著名出版人钟叔河在《走向世界丛书》中介绍《西洋杂志》时说:“黎氏抱着‘经世致用’的明确目的和对人文地理的浓厚兴趣,仗着一支‘绘影绘声’的笔杆子,在《西洋杂志》中向国人介绍了欧洲各国的国政民俗、经济社会、交通途径、风土人情……这些客观平实的记叙,更容易被当时多数读者乐见喜闻,起到了让中国人打开眼界、了解世界的作用。”“从《西洋杂志》中看到的黎庶昌,不仅是一个关心社会、善于用笔的文人,同时也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的外交官,一个有探索精神的地理学者。”

两度出任驻日公使和《古逸丛书》

光绪七年(1881)冬,黎庶昌调任驻日本国公使。当时日本已进行明治维新,变法取得较大成功,国势日强,对待各国使节,全视其国力之强弱而定亲疏。晚清时的中国积弱莫振,而黎庶昌却以其人格、作为和趣味,赢得了日本人的尊重,并常与日本朝野的文人交游,与之结下深厚情谊。

3年后,黎庶昌丁母忧回故里,光绪十三年(1887)冬,再度出任驻日本国公使。此次重返东京,他与日本朝野文人学者的友谊越加深厚,交游也更广泛。据沙滩文化研究专家黄万机在其《沙滩文化志》中所述:“每当春秋佳节,(黎庶昌)常设文酒之宴于芝山红叶馆,与诸名士欢宴唱酬,极一时之盛:前后辑诗歌数百首,叙文数十篇,刻《日东文宴集》3编,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增写了新篇章。”黎庶昌在为许多日本友人的学术专著和诗文集作序,为已故友人撰墓志铭的同时,也把贵州边隅的地域文化推介到东瀛。由于他个人的声望,使得中国使节在日本受到了比他国使节更高的礼遇,日本天皇特颁赐一枚一等旭日绶章,表彰他的功绩。

据《沙滩文化志》中记载,当黎庶昌“三年任满,归国前半年,饯别宴会无虚日,惜别祝颂之词以百计。启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巷,情谊深笃者竟追饯至数百里外。西洋各国使节见此情景,均啧啧称羡,认为这是使臣归国所绝无仅有的盛况。”

黎庶昌出使日本期间,个人出资收罗我国流入日本的古籍,获得国内已逸的唐宋以来古籍26种,其中包括著名的《太平寰宇记》佚文五卷半。黎庶昌将这些失而复得的古籍在日本影刻成《古逸丛书》200卷,其刻印之精美,超越前古,一时间震动海内学术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件有名的事情。“作为清政府的出使日本大臣,能够个人出力出钱办成这件事,就足以说明黎庶昌的文人趣味和对文化事业的热心,两者正是同样难得。”钟叔河评价。

他又在日本书肆中见有翻刻的南藏本佛经全帙,计6771卷,合281函,并附有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100卷,遂以千金购买运回故乡遵义沙滩村,贮存于禹门寺。

黎庶昌出使西洋和东洋十几年,对各国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及国际态势了若指掌,对当时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和科技、文化的进步十分倾慕。在《与莫芷升书》中,他说:“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等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他悉心探索富民强国之道,受日本“明治维新”的鼓舞,于光绪十年(1884)春向朝廷上《敬陈管见折》,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提出急练大支水师、火车宜及早兴办、修治京师街道、商务宜重加保护、遣亲贵大臣出洋游历考察等革新措施,但遭拒绝。黄万机评论这篇政论文时说:“所提各节,特别是修筑铁路、保护商务、豫筹度支(即财政收支的预决算及税收章程等),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推进作用。于此可见莼斋(黎庶昌字)的政治思想已超越洋务范畴,属于维新改良主义体系。其见地之精深,才略之宏伟,非一般封建士大夫可比。”

既是散文大家,也是地理学者

清廷对这位有才干的人物并未重用,归国后只委任区区道员。光绪十七年(1891),黎庶昌以道员身份出任川东兵备道兼重庆海关监督,他创设洋务学堂以培育人才,并选送一批优异者去英、法等国留学,改建五福宫作游览场所,并独力修建云贵会馆,以扩大三省商务活动。

因其家学渊源和个人志趣,黎庶昌终归是文人底色。他专攻古文,也研治地志及目录学,著述甚丰。成就最高的是散文,在曾国藩幕中,接受曾氏散文理论,又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等交往密切,以散文相互砥砺,探讨义法精微,号称曾门四大弟子。他亲手抄录古今名篇达数十卷,从中删订去取,历二十余年而辑成《续古文辞类纂》28卷,计425篇。选自《史记》《汉书》《三国志》及《五代史》《通鉴》等史书之文尤多,清代散文选入者也不少,足以弥补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之不足。

《沙滩文化志》这样评价黎庶昌的文风:“远学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近师姚鼐,法度谨严,简练缜密,力求辞工且雄。其风格雄奇峻峭者似王安石,蕴藉飘逸者似欧阳修。成就与薛福成相埒,时有‘南黎北薛’之誉,与张裕钊、吴汝纶同为桐城派晚期散文四大家。”出使国外多年之后,受不同社会风尚文化生活的影响,黎庶昌的生活情趣有所变化,其散文的情韵与意境也都有所改变,“往往超越桐城义法的拘限,能自由抒发,意尽而止,不惟内容富赡,形式也华美,行文曲折多变,有浩博雄放之风。”

黎莼斋不仅是位出色的散文作家,也是位富于探索精神的地理学者。他致力于我国西北一带地理的研究,不单纯是为写几本学术专著,而是为捍卫祖国边疆,防止外敌入侵。他看清了俄国对新疆等地垂涎已久的野心,主张加强边防。为此,几次要求亲赴俄国中亚细亚、西伯利亚考察,切实了解地形、人文、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以备日后用兵或通商参考,不为俄国所欺。他广泛搜求外国人游历这一带的笔记,得五六种,并根据这些实录性的材料,整理汇编为《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亚西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地路程考略》。这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国地理、交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真实记录,弥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在地理学上很有价值。

光绪十三年(1887),黎庶昌3年丁忧期满,启程赴京时为考察川北、陕南及晋南、冀中一带地理风情,特取道重庆、成都,经剑阁入汉中,再经西安出潼关,渡黄河、越太行至于都下。历时3个多月,行程2000余里,写成《丁亥入都纪程》2卷。该书考核精细,录载翔实,汇历史地理、人文地理于一体。吊古凭今,情文并茂,确是纪游散文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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