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贵州大学历史系读书时，便开始关注着明清以来贵州地方志中有关茶叶的记载。具体缘起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贵州方志学家杨军昌教授给我们本科生开设了一门《中国方志学概论》的课程，我便决定从茶出发，找一找地方志中贵州茶的身影。

最早记载着贵州茶叶的历史文献，可追溯至东晋时期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后至唐宋时期，贵州“黔中茶区”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八大产茶区域之一，陆羽《茶经·八之出》载：“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明清以降，文献中对贵州茶叶的记述更为详细。一方面是官方正史中对贵州物产的记载更为丰富，另一方面是明清时期贵州地方志数量编纂增加，不断完善所记载的地方信息内容。如《明史》卷八十《食货四》载：“洪武末，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而在《清史稿》中也进一步指出了贵州茶区的全国性地位，“我国产茶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

明清时期黔东北地区地方志中有关茶叶的记载最详可见于光绪《铜仁府志》，其载：“茶，以背有白毛者为佳。宜谷雨前数日采之，迟则叶老，香味俱减矣。郡茶以东山得名，其实东山在城中，不产茶。产茶者，桐梓巷，距东山仅一水之隔。”万历《贵州通志》中称黔东北石阡府茶叶皆为贡品。民国《石阡县志》中称：“城南五十里包溪、大地方一代，产茶最富，一年约出十万斤。”贩卖至湖南长沙、四川酉阳、贵州贵阳等地。随后在嘉靖《思南府志》、乾隆《贵州通志》、《续黔书》、民国《德江县志》中也发现有大量关于玉屏、松桃、沿河、石阡、思南、印江等县产茶的文献记载。通过对地方志的阅读，我触摸到家乡的历史，看到了人们与茶叶之间建立的情感，感受到了地方志述说着关于种茶、制茶、饮茶、贩茶的故事。

阅读地方志的旅途当然不会止步于此，我以茶为媒介敲开了明清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志的门。在明清贵州所编纂的地方志中，对茶叶的记载更为具体详细。如乾隆《贵州通志》卷十五《食货》载贵阳府、思南府、大定府的茶叶种植及品质的情况；道光《贵阳府志》中也明确指出茶在山园中皆有种植，并强调采茶要在谷雨前；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描述着龙里、贵定一带的少数民族贩茶的历史片景。

贩茶的历史景象与广泛种茶的历史史实相互呼应，俨然勾勒出地方志中茶叶的图景。咸丰《安顺府志》中对当地所形成的季节性茶市有着记载：“茶，俗名丛茶。谷雨前采者名毛尖，色味俱佳。多出鸡场屯、狗场屯，采时大水桥有茶市。”诸如此类的记载在道光《遵义府志》、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光绪《黎平府志》、道光《大定府志》、咸丰《兴义府志》皆可以找到。不难发现，从黔中、黔北、黔南、黔西、黔东地区的地方志中都可以找到茶叶的身影，茶叶成为了明清以来贵州地方志物产内容的一个重要门类，构成了地方物质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四年，都匀所产的茶叶在巴拿马赛会上获得优秀奖，国际赛会的认可让贵州的茶叶不断走向省外市场。因此，在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志中更加突出茶叶的销售贩卖的内容。如民国《江口县志略》载：“茶，每年由水路经铜仁运销湖南。”又有民国《开阳县志稿》载：“茶，本县特产，每年输出贵阳约五千斤。”又如民国《续遵义府志》载：“茶，各属皆有。遵义金鼎山云雾茶，仁怀、习水两岸高山多蓄茶树，地愈冷愈佳，年约出十万斤，行销渝泸间。”等。从明清时期方志中记载茶，到民国时期地方志中强调茶的产量和销路，实际上表现出黔茶从有到优的过程，而且民国时期的黔茶实现了走出大山，走向世界的转变。

优质天然的茶叶，作为今天贵州的特色优势资源和产业，已取得历史性的发展和亮眼的社会、经济效益。2023年，贵州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茶叶产量46.9万吨，产值643.8亿元，茶香飘四海。自古以来的茶文献，是茶与人们生活的文化记忆。走在黔北湄潭的万亩茶海之中，嫩叶溢出的清香，点缀山间田野；在黔西南普安，感受百万年前的茶籽化石穿越历史长河留下的回音；站在花溪河畔目睹久安古茶树群，见证着六百多年来桑田沧海。黔中大地，遍地都有茶的影子，一片茶叶勾勒起贵州自然美的生态画卷，串联起省内外经济互动的廊道。

阅读地方志了解到黔茶的前生今世，也是建立一种地方感的过程。以贵州地方志作为了解地方历史的开始。本科毕业后，即使在北京求学，每当我一页一页翻阅贵州地方志时，我始终明白故乡离我不远。地方志记载着茶的历史，同时也凝炼内心深处的真情，不断书写着亘古不变的家乡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