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兴成

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她的出现绝非偶然，就像繁花一样，她开在沃土，有阳光雨露的滋养。同样，《战友之歌》的问世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她得益于作者长期的积累，哪有偶然提笔就成名的道理！

我出生在“中国诗乡”贵州绥阳的杜家堰坎古庭院。我人生发表的第一首诗《我们热爱解放军》（见《新绥阳报》1968年8月1日）就用了杜奇的笔名。大约从初中二年级起我就开始写诗、拉二胡、习作曲。1968年10月上山下乡回乡后，我在《贵州日报》首次发表诗作备受鼓舞。

1969年12月我参军来到贵州省军区独立师，四个月后我在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用笔名一次就发表了3首诗（见《国防战士报》1970年4月1日），引起重视。我当过警卫员、文书、班长、通讯报道员、炊事员等。1972年我写的两首诗《军锅》《炉火》被贵州人民出版社《工农兵诗选》刊用，并获好评，后收入《贵州三十年新诗选》。就在这时，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田联韬教授来贵州招收一名作曲新生，我被录取，带着首长和战友们的嘱托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作曲班学习。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们学校常同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一起演出，从那时起“战友”二字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大学期间，我们师生曾去天津塘沽船厂，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西藏山南牧区等地“开门办学”，收集民歌，广泛吸取各民族音乐的营养。大学毕业时我自愿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毅然回到老部队，在贵州省军区文艺宣传队任创作组组长，成为一名专业作曲者。那时创作组就我和刘苗鑫两人，一个干部，一个战士，他高中毕业，我比他大5岁。我常带着他到部队执勤点深入生活，走苗乡到侗寨，一起参加地方的活动。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1977年我构思创作了一个双人舞叫《战友》，内容描写的是一个班长和一个战士的一天生活：“早上，他们两人一起去河边洗脸，他教他投弹、射击。下午，他俩一起去劳动。晚上，班长和战士在路灯下学习。”遗憾的是我写的这个舞蹈脚本没有被通过。那时我的创作比较活跃，记得有一年《苗岭歌声》12期中就有6期刊登了我的歌曲。

1978年春，《贵州青年》杂志向我约稿，于是我将双人舞《战友》的内容构思成一首《战友之歌》。那天早晨，我把刘苗鑫叫到我的宿舍说：“刘苗（那时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我们写一首《战友之歌》吧，用队列歌曲的形式，不要长，就两段词，易记易唱。”很快初稿就出来了。

刘苗鑫起草的歌词大体表达了我的构思，有朝气，有感召力，也有一定基础。

记得那时贵州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已经解散，我被命令为“创作员”暂时保留在独立一团。白天我下山“上班”，晚上我回宣传队住宿。就这样，每天踏着脚步，看见一列列的战士从身旁闪过，我在思考着《战友之歌》该怎么来写？

刘苗鑫起草的原词第一句，我改成“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将第三人称转换成第一人称，这样既亲切又自豪。特别是把“年青的士兵们”改成“战友战友”，把“大家”改成“我们”，这一下子就形成了音乐的“动机”。

我写《战友之歌》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其间我分析了许多优秀歌曲，从改词到谱曲整整用了一个多月。我在独立一团那间房子里，一个人一边踏着节奏，一边哼着旋律，靠一台破旧的脚踏风琴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为了让曲调出新，我大胆运用了羽调式来谱队列歌曲，小调的旋律更加亲切，能使队列歌曲富有民族性，又抒情化。在主题音乐的选择上我借鉴了内蒙古传统民歌《红旗歌》为素材，使其舒展开阔。

《战友之歌》谱完后，在歌词署名时我把中学时用过的笔名杜奇落在了刘苗鑫之后。《战友之歌》完成于1978年4月，最初我同时投稿给《苗岭歌声》和《解放军歌曲》。

有一次我在贵阳参加文艺座谈会，把此歌拿给省歌舞团一位姓徐的名家指点，他说：“你这首歌曲一般化……”一天晚上，我又到《苗岭歌声》主编肖老师家，顺便问一问歌曲的事，他说：“先放一放吧！”但我总觉得自己这首歌无论从题材上和旋律上都很不错，于是6月份我又一次向《解放军歌曲》投稿。

一直到8月份，独立师三团邀请我去为他们创作节目，我和战士们吃住在一起。离开部队的头一天晚上，我把《战友之歌》拿来教唱，第二天就回贵阳了。大约一周后，三团一位指导员气喘吁吁地来到宣传驻地螺蛳山找我，第一句话就说：“杜编辑啊，你不知道哦？你那首《战友之歌》在我们全团传开了，都快成了我们连的连歌了”！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他那激动的面容。听了他的这席话，我也坐不住了，于是赶紧第三次投稿给《解放军歌曲》，并给编辑部附了一封自荐信，说《战友之歌》如何如何受到战士喜爱，希望能支持发表。

我在独立一团没待多久，贵州省军区得知我们要改编成武警，于是政治部领导把我调到省军区文化处创作组。那时我们组有四人，画版画的潘中亮，搞剧作的梁正贵，画国画的申根源，我是最年轻的一个。有一天刚到办公室，潘中亮举起《解放军歌曲》杂志惊喜地向我挥了挥手说：“小杜快看，你的歌曲发表了，还登在封三的重要位置呢！《战友之歌》这个命题真好！”那是1979年第一期的《解放军歌曲》。

一个月后，我收到《解放军歌曲》编辑部一封信——“杜兴成同志：《战友之歌》由海政歌舞团合唱队演唱录音并教唱，已于元月二十日在‘解放军生活’专题节目中播送，不知听到否？最近收到《广播电视节目报》第33期12日——17日作为此歌教唱，请注意届时收听，并转告词作者，特此函告！傅晶，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作曲家傅晶的这封信倒让我激动了一番，因为那个年代电视机还没有普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作“每周一歌”很是不容易。我记得之前的那一期“每周一歌”教唱的是施光南的《祝酒歌》，而这一期就是《战友之歌》。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面向全国教唱，这自然影响很大。

1979年4月我和妻子旅行结婚到北京，母校的何金祥教授带我们去傅晶家做客，傅老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那首《战友之歌》在部队反响强烈呀！”他随即递给我一本第四期《解放军歌曲》杂志，里面刊登有一篇欧波、华珍的《情真意深、曲调亲切》——评《战友之歌》。文章开头写道：“一首群众歌曲，能让人唱起来受到鼓舞和受教育，而且百唱不厌，余音不尽，是难能可贵的。《战友之歌》就是战士们爱唱爱听的一首好歌曲，唱完或听完后，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能使人回味一番。”

1980年3月，总政文化部向全军推荐十二首歌曲，《战友之歌》位列其中；随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军内外几十家报刊相继转载了这首歌。《战友之歌》先后荣获总政文化部“优秀队列歌曲奖”，贵州省文化创作一等奖，原文化部、中国音协“全国第一届音乐作品奖”和总政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

30岁那年，我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1983年，我登上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后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1985年我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作曲直至退休。

我一生中最值得庆幸的是为部队创作出了这首《战友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