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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多彩贵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初露端倪。范同寿认为，繁荣的贵州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是中国南方同样有着辉煌史前文明的见证，又以它独特的文化个性及与贵州境外不同文化的内在联系，启发我们去作贵州多元文化历史源流的思考。

贵州通过考古认知自己，外界通过考古认知贵州。“贵州有古可考？”面对这一直以来的质疑，贵州不断用引人注目的考古成果打破。除了史前考古的光芒熠熠，贵州赫章可乐遗址与威宁中水遗址的发现，基本回答了今人对夜郎的追问；海龙囤与新蒲土司墓地的发现，呈现了因俗而治的羁縻土司制度；大松山墓群则描绘了西南边疆古代民族1400年的历史画卷，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生动案例。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领队、参与并主持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考古发掘的周必素认为，“贵州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八个考古遗址，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贵州历史和考古资源特征，这些资源也是贵州考古的优势。”除了“全国十大”，贵州考古也登上了全国和世界各大重量级的考古“荣誉榜”，从中可见的不仅是贵州故事，还有贵州人的精神，“1项‘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1项‘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1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殊荣，可看出贵州考古人的拼劲和闯劲。”周必素说。

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曾主持海龙囤考古，该项目也是“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他把贵州考古的特点总结为5个关键词：上山，下河，进洞，入世，入脑。“上山”说的是一大批山地遗址书写了山地文明的绚烂篇章，“海龙囤所讲述的就是上山的故事”；“下河”指的是各大河流考古学文化的全面发掘与系统梳理，“彰显河流在贵州历史上文化大通道的意义，这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入洞”指的是特殊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天然溶洞，是史前先民栖身的不二之选，也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群居住乃至永远长眠的理想之地；“入世”说的是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与公众共享；“入脑”则是指考古发现增进了人们对贵州这块热土的认知，丰富了人们的思想，从而提升了贵州人的文化自信。

周必素认为，新时期的考古工作，已经不仅仅是象牙塔的学术任务。社会使命，一直被考古人视为己任。对考古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和成果发布，对遗址进行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将成果奉献给研究人群和社会大众，让遗址公园助力贵州文旅事业，应该才算圆满地完成了考古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