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泉

1975年7月，我从织金一中高中毕业后，在城关区北门公社登高楼生产队插队落户，恢复高考后，1978年4月我上了大学才离开。

登高楼生产队紧靠县城，队里的公房是三间草房，我和一起下乡的喻虹同学就住公房的右边，公房前面是一大块平地，可堆可晒农作物，还可以开群众会。下乡后，除了犁牛打耙，春种夏耘秋收的基本农活都干过，甚至还与农民一道挖过油糠煤。印象较深的是春种插秧季节，要从每家每户的牛圈猪圈中把肥料背到土里田里。由于是农历三四月份，雨水较多，很多时候除了找片塑料布或一块围腰把头包住外，全身上下全被淋湿，雨水粪水汗水顺着后背往下流淌，真切感受到了农民的辛苦、农村的不易。

因为紧邻县城，我们生产队经常要去城里挑粪，有时倒在粪坑里，有时直接挑到田里或挑到山坡上地里直接为农作物追肥。由于当年没自来水，我家吃水都是到水井里抬或挑。所以挑粪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只要会换肩，挑多远都没问题，关键是有个面子问题。由于挑粪要经过城里的大街小巷，同学多，熟人多，一个大小伙子会感到不太好意思。但是一转念：哪样将军打哪样旗号，哪样老者戴哪样毡帽！挑粪又不是丢人的事情。因为能挑粪，我工分和生产队壮劳力一样高，这也是下乡期间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

由于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没把我当外人，大务小事喜欢喊我一起。下乡第二年的秋收季节，生产队长的侄儿结婚，请我参加接亲。新媳妇家住平寨公社与中寨公社之间，当天晚上回到生产队大概已经十一二点，队长说今天174地质勘探队篮球场上晒的谷子需要人看守，愿去的自愿报名。我说算我一个，这样我和生产队四五个壮劳力一起到了晒谷场。晚上谷子是收拢成一堆一堆堆放的，上面用草席盖着，我们就在篮球架下靠着睡觉。睡到半夜，忽然有人把我喊醒，说“吃包子了！”我起来后看到每人都在拿着冒着热气的包子吃，我也没问，拿起就吃了几个。

此事过了很久，我问起当晚一起守谷场的农民兄弟，“包子哪来的？”他告诉我，“用谷子换来的！”叫我千万不要说。还告诉我，守地里成熟的包谷，若想吃，把包谷连根拔掉，不留痕迹，这样就无人知道了。我想，这不是“监守自盗”吗？无奈，饥饿年代，农民有农民的活法。我并不赞赏这种做法，而是切身感到改变农民农村贫穷落后面貌何等重要。

1976年三四月间，为了准备参加毕节地区的文艺汇演，县里以北门公社宣传队为基础组建了县宣传队。宣传队负责人是县文化馆馆长。分三个组，乐队何南光老师负责，编导组曾依龙老师负责，舞蹈组陈振华老师负责。我记得参加人员有二十多位，还有一些区里的文艺骨干。

宣传队吃、住、排练都在北门公社办公楼。主要排了一个黔剧《蹲点》，一个京剧《苗岭风雷》，还有几个歌舞。当时请了省黔剧团周秀忠老师指导黔剧，省话剧团冯伯杰老师指导京剧。后来到毕节地区会演，《蹲点》还作为优秀节目参加了最后的汇报演出。

参加宣传队期间，集体吃住，集中排演，年轻人多，暂时忘记了平日的辛苦和忧愁。今天，当年的宣传队员基本已经退休，有的早已作古，有的事业有成，不过大家年轻的模样犹在眼前，至今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