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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遵义会议的宝贵经验

李忠杰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对遵义会议,大家早已非常熟悉。但进一步思考,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这次转折为什么能够实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重要的启迪和宝贵的经验,深化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认识。

实事求是

为什么要开遵义会议?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解决红军的进军方向和由此引出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指挥问题。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最初设定的方向,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其目的是,不仅突出重围,而且通过会师进一步壮大红军力量,开辟新的根据地,再次推动革命斗争的高涨。但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当局已经明白了红军的意图是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迅速布下重兵,设置口袋,等着围歼红军了。

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沿既定方向往前走,还是及时调整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但当时的“左”倾领导人认为这是右倾、逃跑,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去湘西。

经过多次争论,党中央终于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灵活变换作战和进军方向,或东或西,迂回穿插,并且借助情报工作的特殊帮助,巧妙地调动敌军,从而顺利地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

无论是五次反“围剿”,还是红军长征,从思想路线来说,根本上在于是不是坚持实事求是。遵义会议的成功,首先是实事求是的成功。

独立自主

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一个特殊的原因,是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上海的党组织被国民党破获,因而设在上海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被破坏了。这意味着,从长征出发,我们就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对此很多人不解其意,但它至关紧要。因为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从党的二大开始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像召开遵义会议这样的大事,作出事关党的路线的重大决策,特别是中央领导的调整和变动,按照组织原则,都必须先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它的批准。

但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和红军部队正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命运攸关,况且无法请示,我们党自己开会,作出关系自己命运的正确决策,理所当然,无可指责。当然,会后,党中央还是立即派出陈云和潘汉年,辗转前往上海,设法恢复秘密电台,以便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但电台恢复不起来,于是两人又直接前往莫斯科汇报,并没有完全置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于不顾。

所以,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地就党自己的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作出的决策。既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又是我们党走向独立自主的一次历史性跨越。

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了电讯联系。此后,直到1943年,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我们党走得越来越坚定,脚步越走越坚实了。

党内民主

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得以实现的?其实并没有采用什么特别的手段,而是通过党中央先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而得以实现的。

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很多重大问题,基本上都不是由哪一个个人决定,而是通过开会来决定的。在一个个会议上,政治局成员以及其他有关领导人通过讨论研究,取得一致,作出决定。

遵义会议是当时最重要的会议,但并不是一次孤立的会议。在此之前的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举行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随后,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又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部队缩编、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及组织等重要问题。1935年3月11日,又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军事行动。

近年来,党史部门经过研究,充分肯定了鸡鸣三省和扎西等会议的重要作用,并确认,遵义会议不是一次孤立的会议,而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遵义会议的一些重大决策,如中央主要领导的交替,遵义会议决议的形成和通过等,是在其他会议上完成的。遵义会议发挥了主要作用,鸡鸣三省和扎西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

再往后,长征途中,还有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7月18日的芦花会议,8月4日-6日的沙窝会议,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9月12日的俄界会议,9月27日的榜罗镇会议,10月22日的吴起镇会议,12月的瓦窑堡会议。

通过召开会议作出科学决策,这是党内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何谓民主,就其最基本的含义来说,是指一种按照预定的程序和规则,根据多数人的意愿作出决定的机制。长征途中,党中央通过开会作出决策,在会议中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大家讨论,民主协商,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决定,大家遵从会议的决定,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也能够接受会议的决定,而不是坚持自己的错误领导,这就是党内民主的集中体现。这样一种民主的形式、机制、传统和作风,很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这三个宝贵经验,对于党的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无论是纪念长征和弘扬长征精神,还是纪念遵义会议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都必须注意这三个宝贵经验,才能抓住精髓和本质,发挥遵义会议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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