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人类远古文明的摇篮之一。在今贵州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达300余处。几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文化，在贵州都可以找到代表。从史前时代起，古人类之间便通过迁徙等方式开始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水城硝灰洞人创造的“锐棱砸击法”，展示出独特的区域文化特点，而它在东南亚也有类似发现。古DNA研究成果显示，距今1.1万年前的惠水清水苑大洞人，存在着东南亚现代人中才能见到的线粒体DNA上的某种单倍群突变。说明距今2.2万年前，中国南方古人类与东南亚古人类已经有了遗传学上的交流。

不同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地区历史文化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它不仅促进文化的多元性和创新性，更因各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传统和历史，使地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古“濮”人是贵州高原的主要居民，先秦时主要分布于今重庆与四川南部、贵州、云南等地，因“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今贵州省的仡佬族即属古濮人后裔。

秦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武帝派唐蒙通夜郎，约为置吏，从而打破了西南夷的封闭状态。之后的“募豪民，填南夷”，从四川迁入一批豪族大姓。这些大姓分布在贵州境内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成为第一批迁入贵州的汉族移民。主要有龙、傅、董、尹、谢等大姓。

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境内出现了几次少数民族大的迁徙。除中原汉族因避难大量南迁外，僚人迁徙规模最大。此外，包括大部分苗族先民在内的“武陵蛮”因封建统治者一再征剿，被迫向西向南流徙。其中一部分深入到今贵州境内的黔东北、黔东南一带定居下来。与此同时，百越民族也逐渐从南面的两广北迁，分布在今黔桂两省区的毗邻地区，以后逐渐北上，分化为布依、侗、水等民族。而一部分彝族先民则从滇东北逐渐东迁，定居在今贵州西部地区。于是，贵州成了南方古代四大族系的交汇地。

唐宋以后，随着古代族群向单一民族的演进，贵州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日益频繁，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逐渐形成。但在明清以前，贵州境内居民主要仍是少数民族。即所谓“夷多汉少”。

明初的“调北征南”，导致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贵州，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屯军及其家属。清代的“改土归流”，统一行政建制，使大批汉族官吏、地主、商贩、工匠接踵而至。此后，汉族人口逐渐超过少数民族。

民族迁徙与族际交流是贵州历史文化构建的主要成因。尽管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始终采取压迫与同化政策，但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下，经过和谐、包容历史文化的长期浸润，贵州各民族反而通过族际间的交往与交流，构建出了各民族既维系着自身优秀文化传统，又在共同的家园过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社会生活。屯堡文化延续600余年，正是这种和谐共生文化的最好证明。各民族的和谐关系成了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并不断丰富着以山地为主要特色的多彩贵州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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