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之前，6月1日在中国国家版本馆考察时指出：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盛世修文”这个宏愿的背后是深沉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怀，表达了赓续中华文脉，光耀千秋的强烈使命和担当。

今年，贵州有三大“文库”不断亮相。盛世修文，存史启智，以文化人，不仅勾勒了贵州学术“文库”集大成的体貌和开创性的价值，还共同筑牢贵州人的精神家园。

“文库”的盛放

在今年6月15日开幕的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两部大型文库的宣传推介活动让贵州展区充满了“经典”的氛围感。

一部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古籍文献丛书《贵州文库》。这套于2016年正式启动的重大出版工程，以精装点校、精装影印和线装影印三种形式，收录和整理贵州古籍文献（包括少数民族文献），填补了贵州古籍文献集成出版的空白。

迄今，一期编辑出版工作任务全面完成，共计出版图书106种414册。本着“精选精编精印”原则，《贵州文库》主要收录有贵州籍代表人物代表作品、非贵州籍人士在贵州工作生活期间的代表作品，以及其他涉及贵州内容的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作品。如此对本省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是贵州建省600年来未有之盛事。

另一部则是孔学堂书局出版的《阳明文库》。作为贵州省“十四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该文库在本次书博会上进行了首批新书发布，28种新书亮相。

阳明文化无疑是近20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为耀眼的热点，而在宣传、弘扬、研究阳明文化的大潮中，王阳明悟道之地贵州则是无可争议的重镇。近年来，贵州省加大了阳明文化建设的力度，全方位地推进阳明文化的传承、普及和研究，其中最引人瞩目、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便是出版《阳明文库》。该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于2019年启动，以阳明文化为核心，多角度、深层次挖掘阳明文化资源，高水准、全方位汇聚和推出海内外阳明学研究精品力作。包括本次发布的28种书目在内，该文库将在“十四五”最后三年（2023—2025年）一共完成第一辑140种图书，其中含出版研究专著和古籍图书123种左右，普及推广读物17种左右。

这个6月，“文库”似乎成为贵州出版界的热词。6月21日，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安顺文库》在安顺学院举办首发仪式。该书从2021年启动编辑以来，第一辑共收录1949年前安顺籍作者之著作及外籍作者与安顺相关之著作139种，其中个人著作120种，地方志及社会调查、专（特）刊19种，全书皆采用影印方式出版。该文库计划编辑四辑，分别为各类成型的地方著作、相关文献中零散的安顺资料、民间契约文书、民族文献资料。

首发仪式的与会专家认为，《安顺文库》的整理编纂过程是一次对安顺本土文化的寻根之旅，通过对安顺古代、近代历史上遗存的著作文献的收集、整理，使之前流失在外、散布各地的本土著作文献有一个系统的整合。该书的出版，既丰富和充实了地方文献资料，也将为推动安顺地域文化学术研究，凸现安顺地域人文传统和地域文化形象，促进安顺学的构建并提供重要文献支撑。

而四五年以前，另一部贵州省内的地方文库——《遵义丛书》，已在2018年12月出版。该丛书共210册，收录1949年以前遵义籍作者的各类著作刊本、外籍作者关于遵义地域的专著以及已成书有价值的未刊稿等，按图书类别与时代作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集分卷集成出版，形成一部集遵义历代各类著作为一体的大型图书集成。其编纂的基本方法是以《贵州通志·艺文志》所载著作为线索，以遵义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馆藏为基础，公开向社会各界征集图书，这让《遵义丛书》的编纂成为迄今为止遵义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图书出版工程。

从星星之火到耀眼光亮

贵州文化界因各种“文库”点亮的耀眼光亮，是对贵州地方文化进行系统性梳理的阶段性成果。而借助经典集成来重新架构地方人文，以树立文化自信、铸就精神高地的“文库”，并非只是“事发突然”的盛放，它经历了贵州人对脚下土地的逐渐认识、长期研究，来自那些多年前的“星星之火”。

出席《安顺文库》首发仪式的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安顺文库》序作者钱理群，于6月29日受邀在贵阳举办题为“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的开发与研究的思考”的专题讲座。曾在贵州安顺生活18年，人生与贵州有着深刻关联的他认为，贵州经历了漫长的“被描写”阶段，2002年，从北大退休的钱理群回到贵州，和贵州朋友集体编写《贵州读本》。他们提出，要摆脱“被描写”的状态，“自己描写自己”“黔人与黔友一起真诚、真实地研究和书写贵州文化”，重新“发现贵州”。也正是在这几年，贵州有学者提出重视“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命题，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针对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在现有基础上“再出发”的问题，钱理群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贵州学”，即所谓“黔学”。而挖掘地方文化史料，是创建“黔学”的第一要务。其着眼点正如贵州安顺学者杜应国所说，要从两大方向入手：“一是从内部深度挖掘，搜寻各种散落在民间的文献资料，包括笔记、日记、家谱、信函、碑刻，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必要的口述史资料和历史遗迹；二是从外部搜寻各种外地、外省、外国人士有关贵州的文字记述”。

近年来贵州出版的一系列集成式图书，无论是《贵州文库》《遵义丛书》还是《安顺文库》，正是对地方文化史料的挖掘和呈现。而《阳明文库》《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等学术范畴的“文库”类图书，既有文化史料，也有新近学术研究成果。它们让地方的文化遗存和精神财富，在历史的延续以及跟当下时代的映衬中，熠熠生辉。

在文库的基础上，贵州文化人对地方文化进行的研究和书写，甚至引发了全国层面的关注——耗时8年并于2020年出版的《安顺城记》，7卷230余万字，由钱理群、戴明贤、顾久、袁本良任主编，杜应国为总纂。该书聚合安顺、贵阳两地的本土作者——涵盖1930年代至1980年代的地方文化爱好者与研究者，以全新的视野、观念和方法，编撰了地方文化史志《安顺城记》。2021年4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共同主办的“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与青年新锐研究者以《安顺城记》为例，共同探讨“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问题。与会专家把《安顺城记》定位为一部“融多学科为一体的新型地方志”，也是一部“由小地方、小人物撑起来的‘新史学’的尝试之作”，它“恢复了学科化以后的历史叙事中长久消失了的‘人’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一种“现代地方志的书写范例。”

对此钱理群感慨：“我在现场倾听，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与感慨。”安顺的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由“被描写”到“自己描写自己”，再到“居于全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前沿地位”，这样的历史过程，是贵州建设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的强心针。

以“文库”筑牢文化自信的基石

“与中原甚至周边省份比较，贵州建省晚，是文献小省，但贵州文献承载的贵州人文精神却并不薄弱。”《贵州文库》专家组组长、总纂顾久说。在其为《贵州文库》所作的总序中，他这样追溯贵州文献整理工作的脉络：“历史方面，自明代以来修纂志书者，都对贵州书籍图录进行过全面搜寻记录；诗歌方面，则有清代瓮安傅氏父子蒐辑《黔风》三种、铜仁徐楘采编《全黔诗萃》，独山莫氏、遵义黎氏等辑纂《黔诗纪略》前后编等等。全面的文献整理，始自民国。总纂任可澄先生，清楚意识到贵州文化自信必需‘于文字历史发挥而光大’，于是专设机构，征辑编印《黔南丛书》。原规模为20集276种1098卷，但终因战乱、经费等困扰，仅出版68种218卷而止。”

如今，大型文献集成《贵州文库》通过搜集相关文献，在时间的长河里、在前人的积累上、在历史的进程中继往开来。用“知行合一”的实践基因，剖析和展现贵州的人文精神，为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经过6年多的收集、整理、校勘等细致工作，已经出版的《贵州文库》文化典籍，既吸取了先行各省典籍编纂工作的优点，又有贵州本土的特色；既具汉族典籍，又含少数民族文献。

学术类大型丛书《阳明文库》，则在王阳明龙场悟道的500年后，以一部气势宏大、构架完备、诸多方面在阳明学研究专著中尚属首创的集成式图书，对王阳明当年的贵州足迹做出庄重回应。这个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也代表着对阳明心学所影响的今日世界、今日学术思想和世道人心所做出的“贵州表达”。

全国各地阳明学研究者们对该文库的出版表达了关注，认为其出版的意义在于，“必将成为王学研究的新典范，并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积累新的经验，而其嘉惠学林之功，则必将在历史绵延中愈加显现其恒久价值。”

《阳明文库》以书为媒进行的阳明文化研究和传播，与已有的阳明学著述的起点、格局和气象大不相同，用孔学堂书局总编辑苏桦的话来说，其“亮点在于填补了全国乃至全世界阳明文化研究成果系统性、规模性出版的空白；特点在于遴选阳明典籍中国内外未出版的善本、珍本、孤本进行高质量影印、点校出版，以避免与其他阳明出版物的雷同；重点则在于通过‘黔中王学’古籍和研究专著的出版，努力挖掘阳明学在贵州的传承发展，以图书集成的形式向世界展现黔中学派对王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以筑牢贵州文化自信的基石。”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承贵，从贵州这个规模宏大的重点文化出版工程看到了“学术传播”之外的深意：“在阳明文化建设上，贵州省的雄心与作为，使其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潮中的引人瞩目的标杆；而在践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理念上，贵州省则是出类拔萃的范例。”

“文库”因人而生动

“文库”的出版，必然是一个大工程。这个文化工程的建设，总能聚集当下一群人——不仅对地方文化、古籍文献有深入研究，还对文化传承充满使命感。比如《贵州文库》编委会专家学术组中就有文史学界、文献学界的著名学者黄万机、张祥光、张新民、史继忠、何光渝、冯祖贻、王尧礼、李立朴等，顾久担任学术组组长、总纂；同时“文库”又总能带领人们走近远去的一群人——用顾久的话来说，就是“黔中大地上，有这么一群贵州人活出了精神气，他们的精神特质和文化特质值得传承和记录整理，他们不仅是贵州人的杰出代表，更是贵州人文精神的生动诠释。”人，永远是文化生长、传播和延续中最为核心也最生动的部分，而“文库”，正是让时间两端的人产生链接。

传统的经典文献和文化精神，与今日的创新发展和人文风貌，两者既一脉相承又生生不息，古今贯通又相互映照，才是属于一个地方完整又生动的文化景观。通过“文库”，贵州系统梳理和研究地方文化，为构建“黔学”，提升文化自觉和自信提供文献支撑；而另一方面，文化又并非定格在历史的文献典籍中，编纂“文库”的大工程本身，就是续写文化、传承文化精神的一部分。正如抗战时期任可澄编纂《黔南丛书》，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而他和同时代的文化人们认为只要文化在，一个国家就不会灭亡。

建立“文库”所呈现的贵州传统文化和普通读者之间的关联，这也是“文库”类图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文化不仅属于文化精英，更属于这片土地上劳动与生活着的世世代代。各个“文库”工程中面向学生和市民的两创类图书，以及图书的数字化工程，让“文库”不仅是令专业研究者认可的“高深读物”，还是惠及众生的精神财富。

作为《贵州文库》总纂，顾久向普通读者推荐其中的《花溪闲笔》。原因是它很“传奇”，而奇就奇在该书作者是民国时期身跨金融、新闻、政治三界的吴鼎昌，《花溪闲笔》是其主政贵州的经验总结和感想。顾久认为，他是以一个企业家的眼光，去看政治、看经济的，作者“提出了一整套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其中有一些话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去思考。”因此《花溪闲笔》的“传奇”，更在其所具备的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无论是“读书”还是“读人”。

《贵州文库》副总纂王尧礼，则向读者推荐其中的《［民国］贵州通志》（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该书记载了贵州明代中叶以前，尤其是建省140余年以来各方面的沿革与现状，是贵州历代通志中卷帙最为浩繁、史料最为丰富的一部。同时书中详尽记述了王阳明、胡林翼、严修、鄂尔泰、洪亮吉、张广泗等著名的历史文化人物，读者可以通过读书，和这些响当当的人物跨越时空相识。

无论是扎根本土的地方“文库”，还是打开视界学术类“文库”，都是文化自信的“贵州表达”。随着阳明心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度的飙升，孔学堂书局的《阳明文库》必然需要突破地域，海纳百川。近年来贵州对阳明文化在传承、研究和普及上的大力推动，让贵州已然成为阳明学研究重镇之一，《阳明文库》发出邀约，海内外专家一呼百应。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陈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陈祖武等学界顶流领衔的《阳明文库》学术委员会，成为《阳明文库》出版工程的重要学术支撑。前沿的成果和开阔的胸怀，汇聚了500年间阳明心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精华，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累新经验，必将在历史绵延中愈加显现其恒久价值。